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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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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出现于 1928年。从那时 起,他们受到了斯大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  1927—1928 年,苏联出现了以粮食收购量骤减为标志的 “粮食危机”。 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反映,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 制征粮的 “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 出要在最短时间内, “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 农民”。①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 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 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 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 农。在 1928年 7 月联共 (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 工业化作出 “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布哈林、李可夫 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止强制征 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中 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 么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 “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 和贫农的关系受到破坏,那么 “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②而 斯大林则在全会后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 实权,在 1928年 7—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 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 《真理报》安排D ·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 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联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于 10月18—19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 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 B ·科托 夫于 11 月 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K ·Я·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 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制了共有8 名中 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织对干部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大 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 1928 年 11 月全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 斯大林答应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 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 “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 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 ‘撤职’。这 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  在 1928年 11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 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 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 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 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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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 “文 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 机会,大胆地作了以 《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 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 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 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 1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 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 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 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 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 说: “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 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 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 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 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 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 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 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在 《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 1929 年 11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 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 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 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 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 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 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 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 1930年 11月在 《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 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 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 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 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 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 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 “右倾错误”的声 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 《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 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 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 1930年 11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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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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