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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在内的　18名被告“承认犯有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　（1926）第58—1　（a）、58—2、58—7、58—　8、58—9、58—11诸条款所载明的罪行，被判处刑事惩罚中的极刑——枪决，　没收个人所属的全部财产。”（44）　　1938年　3　月　15　日凌晨，被列宁称之为“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人　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和他　们的难友们一起被枪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沙皇的宪兵和暗　探局、白匪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所未能办到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　命胜利20　年后，被一些人轻易地办到了。可以想见，在这一天，那些曾把这　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视为叛逆，而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　们，会和苏联的某些追求个人权欲的人一样，感到庆幸。　　对于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经验，他们从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着他们　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经受了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所经受的一切，　受尽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经受了自己的亲属被作为人质时的巨大的　压抑和痛苦。同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同样受到了斯大林关于可以保留他们　生命的空头允诺的愚弄。他们所经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实说，丝毫不逊于他　们在沙俄的监狱里经受的折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审判的组织者　们真的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制造伪证　诬陷被告而得到证明，因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着这样　做的。既然不是这样，这些革命的同志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无情的待遇呢？　看来，这只能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寻求答案。对于　这一点，曾经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历过20　年代的党内斗争的布哈林、李可夫　和克列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和30　年代的新鲜经验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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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刑讯、人质和欺骗的全部意义，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诺。　他们懂得，不管他们坚持真理还是昧着良心屈服，他们都要被消灭。他们没　有拿原则作交易，而是冷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不同，他们对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们勇敢地面对　死亡，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虽然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但由　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理解采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临刑前，　布哈林很镇静，他要求给他铅笔和纸，以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要求　得到了满足。信的开头是以称呼革命时期斯大林的化名开始的：　“科巴，你　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45）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连同列宁针对斯　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而写的那封尖锐的信等类似文件，保存在他办　公室的抽屉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的家属，大都因为是　“人民的敌人”的　家属而受到了株连，被监禁和流放。或许正是因为把他们当作人质，并允诺　保留他们的生命，才迫使他们的亲人同意作出当局需要的交待，接受当局的　任何判决。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万诺夫、乌格　拉诺夫以及雅哥达等人的妻子都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卡扎科夫的儿子也被　监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儿　1939　年　6　月被捕，在监狱的半年中被审讯了　35　次，后来被流放。雅哥达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劳改营。切尔诺夫的妻子、儿子、　儿媳、女儿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儿玛丽亚　1938年在法庭上为父亲和她本人辩　护，当天即被枪毙。死时年仅23　岁。　　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怀疑这些被审判的人是人民的敌人。苏联的　报刊于　1938年2　月28　日开始报道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自该日起直到被　告们被处决，苏联的报刊像前两次公开审判时一样，充斥了所谓劳动人民集　会、来信、签名的报道。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些　“卑鄙龌龊的杀人犯和间谍　的匪帮”。报刊的社论和文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无情惩处罪犯的要求。　当时正在召开的科学院生理学大会通过了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致敬的决议。没　有政治气节的　“民间诗人”江布尔照例为《真理报》炮制出一篇题为《消灭　它！》的诗作。按照报刊的报道，人民似乎对判决的执行感到极大的欢欣和　鼓舞。苏联著名作家、　《永不熄灭的月亮》一书的作者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通过小说　《继母》中的一个人物说：“我一拿起报纸和书，第一件使人惊讶　的事，就是都在说谎，劳动，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中到处如此。大家都说谎：　共产党员、资产阶级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敌人，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说谎。　这是怎么啦？群众性的精神变态、病态、盲目状态吗？”（46）皮利尼亚克所　说的正是30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精神状态。正是因为他在披露伏龙芝之死内　幕的小说　《永不熄灭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直言不讳，他于1938年被　当局秘密处死。　　判决执行以后。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似乎被历史抛进了阴暗的角落。报　刊继续连篇累牍地歌颂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关于北极探险队帕帕宁等人的　连续报导特别醒目。3　月16　日，探险队的人回到了列宁格勒，于是报刊上大　肆渲染起对他们欢迎、接待、颁奖等活动。一时，鲜花和香槟酒的芳香掩盖　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残杀的枪声。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准备最高苏维埃　的选举。选举运动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运动，其中包括对镇压所谓的人民的敌　人这一功绩的歌颂。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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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样的选举。　“1937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烈维奇　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　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决枪毙了罗普哥里茨、李　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　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　什么　‘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来　呢？”（47）　　坐在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人被消灭了。可是，被消灭的人不仅是他们，　还有许多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要犯，根本没有在法庭露面，也被消灭了。　其中一些人在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叶努基　泽、鲁祖塔克和安季波夫。还有卡拉汉、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雅可夫列夫，　他们在苏联党和政府中以及在所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此　外，还有被列进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党中央委员瓦列伊基斯、柳比莫夫、　洛博夫、卡巴科夫、苏利莫夫、拉祖莫夫、鲁缅采夫和科马罗夫。很显然，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秘密处决了。可是，当时的苏联竟没有人提出这样　的问题：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被消灭？　　实际上，前反对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未经审判而除掉的。比如，托洛茨基　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别洛博罗多夫、斯米尔加、　索斯诺夫斯基；季诺维也夫主义者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阿夫杰耶夫；民主　集中派的所有人；工人反对派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和麦德维杰夫；布哈林主义　者乌格拉诺夫、科托夫、B　·M　·米哈伊洛夫、利亚多夫、施密特、A　·H　·斯　米尔诺夫和多加多夫；还有前右派分子梁赞诺夫、米柳京、特奥多罗维奇，　前左倾分子洛莫夫和克雷连科。免遭清洗的重要的反对派成员只有两个妇　女，一个是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另一个是克·尼古拉耶娃。　　经过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皮达可夫、拉狄克、布哈林和李可夫，以他们为代表的20　年代被打成反对派　的人，基本上被全部地消灭了。　　当然，苏联的大清洗不仅是消灭原反对派，但其他事件已不是本书的写　作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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