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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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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莫迪凯打了个电话正式通知他我接受那份工作。他听了大笑起来并开玩笑说一定想办法付我工资,我星期一就上班。但他要我早一点过去一下,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回忆着十四街那个事务所的内部结构,琢磨着我会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好像这件事还挺重要似的。
下午晚些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朋友和同仁告别上了,他们要证实我是否真发疯了。
不过我还好,我已向圣人又迈进了一步。
就在这同一时间,我的妻子在拜访一位负责离婚的律师,她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尤其在钻空子方面很有一手,又是个很少同情心的家伙。
我六点钟回到家里时,克莱尔正在等着我,我平时六点钟根本回不了家的。厨房的桌子上放满了条子和计算机空白表格程序纸,一个计算器已放在一边随时备用,她表情如冰,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我走进了埋伏。
“鉴于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建议我们还是离婚吧。”她很愉快地先开口说了话,“我们无需吵架,无需相互指责,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没说出来而已,那就是,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
她住了嘴,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可不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既然她决心已下,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必须做出像她那样冷漠的样子。“那当然。”我说,尽量装作无所谓。最终能如此坦诚,我心里也算是轻松多了,但心里感到不舒服的是她要求离婚的愿望比我还强烈。
为了占据上风,她接着就提到她已找过杰奎琳·休姆,就是她新找的负责离婚案子的律师。我知道她将要提出的那些为她自己利益的条件,实际上是她的这位律师出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雇律师呢?”我打断她的话。
“我只是想我要受到保护。”
“你认为我会占你什么便宜吗?”
“你是律师,我也要请个律师,问题很简单。”
“你要是不请她,你可以省一大笔钱。”我说道,我也故作争辩状,毕竟这是离婚呀。
“不过,请了律师我心里踏实多了。”
她把证据甲递给我,这是一份我们财产和债务清单,证据乙是财产分割和债务分担的建议,毫不奇怪,她企图得到财产的大部分。我们有一万二千元的现金,她想用一半去偿还买汽车时的银行欠款,其余的钱我能得到二千五百元。至于我买车时所欠的一万六千元她连提也没提。我们共同积蓄的五万一千美元中,她要去四万元。我自己的四十万零一千当然归我。
“这并不怎么公平。”我说。
“我们并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的平均分配。”她说,那神气就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有那位雇来的律师作后盾。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不是经历中年危机的人①。”
①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之后对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焦虑。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我们不是分担错误而是分割财产,原因你最清楚,你已决定每年要减少九万美元的收入,我为什么要一同跟你承担这种后果?我的律师有把握说服法官说你的行为已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给毁了。你要发疯,行啊,可别指望我跟你去挨饿。”
“这不太可能吧!”
“我不想争吵。”
“我要是心满意足了,我也不想吵。”我感到我不得不设置点麻烦。但我们不会大吵大叫,摔东西,更不会大哭大闹;我们也不会互相攻击,无中生有,更不会酗酒撒泼。我们的离婚就是这个样子。
一种不温不火的离婚。她根本不搭理我,继续摆弄她那些单子。其中一份肯定是给她那位律师准备的。“这个公寓的租期到六月三十号,我得住到那个期限,那是要花一万美元租金的。”
“你要我什么时候走?”
“你随时都可以走。”
“好吧。”如果她让我走,我是不会求她让我留下的。这是一种不甘示弱的做法,谁比谁差呀?
我差点说出点蠢话,比如,“是不是等不急了要招个什么人进来?”我想激怒她,看看她的反应。
可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周末搬出去。”我说道。她没有回答什么,但也没有皱眉头。
“你为什么得我们共同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呢?”我问道。
“我并没有得百分之八十,我要付一万美元的房租,三百美元的公共设施费,要两千美元来付清我们俩共同的信用卡,我们的租钱一共还要交六千美元,这总共就是二万一千了。”
证据丙是个人财产清单,从客厅的东西列起,以空空的卧室的物品结束,这些坛坛罐罐的谁也不会为它去争吵,所以这次分家是平静的。“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特别是提到毛巾、床罩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之间也交换了一些东西,但手法巧妙,有几件东西与其说是不愿意放弃,倒不如说是由于拥有它更有一种自豪感。
我要了电视机和几只盘子。单身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来临了,要考虑安置一个新家我还有些麻烦,而她却不然,她已经生活在未来好几个小时了。
不过,她还是公平的。在我们把这十分枯燥的证据丙完成之后,我们都认为这样做算是平均分割了,我们都将各自签字表示同意,再等六个月,到法庭履行一下法律手续就算正式离婚了。
我们俩谁也不想再互相谈一谈,我找到我的大衣,到乔治顿大街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想着生活变化是如此之大。
我们婚姻的破裂是缓慢的,但也是势不可免的,而这次事业上的变化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情况是变化得快一些,但我是无力阻止的。
第14章
关于年假的想法被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在私下开会时会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是让鲁道夫通知我,说这样会开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公司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给一个非股东成员放一年的年假,可能会引发别的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保险可言了,我一旦迈出公司的大门,它就会把我关在门外。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他问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边有两个大箱子。波利已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了里面。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回答,“别为我担心。”
“我已尽力了。”
“谢谢你,鲁道夫。”他摇着头,走开了。
在克莱尔昨天晚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问题了,我脑子里考虑的是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我离婚后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应关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办公室和新的事业问题,于是我关上门,开始翻报纸,找到租房、招聘之类的那一栏,浏览起来。
我要把车卖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买一辆旧车,花重金给它保险,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区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这个区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饭,我用两个小时在华盛顿中心区开车转了转,发现这个地区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这对于一个贫民律师来说是太高太高了。
当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
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
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
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
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
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
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
“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说哪里话,巴利。”
“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
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
“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
“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发。他也不希望我说什么,这样能让他感到更好受些。因为他可以向鲁道夫或别人报告说他已劝过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迈克受伤了没有?迈克伤着没有?’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说你没事。我回家后想给你打电话,可是孩子们围着我不放,我本该打个电话的。”
“别提这件事啦。”
“很抱歉,迈克。”
“请别说了,事已经过去了,也没事了。我们就是谈上几天,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公司的?”
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实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当比尔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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