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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的年薪才2300英镑。

经此事件，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而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当然，他们也被后世普遍看做一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看做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人证……



第十六章　谁家的走狗

【　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1866年4月5日，一份特殊的中央文件用快马送往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中央要求各省领导们，务必要对这三份文件认真研究，尽快回复，“共体时艰，勿泥成见”。

这三份文件，都来自英国人：

大清国的洋干部、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撰写的《局外旁观论》；

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撰写的《新议略论》；

英国公使阿礼国为提交《新议略论》而发出的一份外交照会。

这三份文件主题鲜明：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画圈圈。英国人尖锐地分析了大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后，督促大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

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掺杂着捍卫主权和面子，席卷大清国的高级干部。

绵羊为何作乱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其实在半年前就提交了（1865年11月6日）。1865年8月份，海关总税务司刚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正式厕身于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的行列。

这篇约4000字的建议书，是赫德以客卿的身份第一次向大清政府提交完整的建议，因此自称为“局外旁观”，以图达到“旁观者清”的效果。因为旁观，所以不必在乎大清官场的潜规则，话可以说透，甚至说绝。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赫德的指控包括：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

官员腐败––“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

官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伤，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干部人事制度务虚不务实––“俸满即应升调，于地方公事，未及深究，胥吏反得久踞衙署以售其奸。年满更换之说，尽属虚语”。

干部队伍彻底糜烂––“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

军队也被腐败侵蚀，毫无战斗力––“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平日挑抬营生，未经训练，一旦令其战阵，实驱市人而使斗；以刀矛为耒耝。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祗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军队甚至扰民––“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

知识分子毫不关心民瘼––“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甚至认为：“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竞致处处不服变乱！”在晚清西方人的观察中，几乎都认为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管制的百姓，但就是这些要求极低、仅得温饱即会热泪盈眶地歌颂伟大政权的“绵羊”，却不断地爆发群体性事件，乃至公然扯旗放炮。赫德这一指责，几乎一笔抹黑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对于外交关系，赫德指责中国官员“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试图对抗通商、传教自由以及条约体制，而两度陷于战败（指两次鸦片战争），“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服人”。“外国所请，以力可得”，如果建立条约体制，“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即有问故之患……兹仍贸贸而行必启外多进一步之衅”，“无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胜之势”。这话当然刺耳，却是实情，正因为西方“有必胜之势”，条约才是对作为弱者的中国的保护。他认为，中国必须与世界融合，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实行革新，则“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他提出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并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官，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设合资企业。

稳定压倒一切

赫德毕竟是客卿，毕竟是高薪聘请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锐的建议书，恭亲王只得暂时压着，不能报给中央，“未敢上渎宸聪”。但恭亲王对他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表扬：“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恭亲王此举，被后世不少人解释为大清中央对改革缺乏诚信，或解释为大清中央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猖狂进攻十分不满。而其时，恭亲王刚刚因规劝同治皇帝减少娱乐活动，多关注本职工作，而被这位轻狂的少年天子下诏“双开”，后经两宫太后亲自干预才罢休。这对于自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恭亲王，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他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转奏一个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利用老外们的“危言”，令中央“耸听”，从而得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个机会迅速到来。1866年3月s日，刚“进京三月有余”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交改革建议。这份改革建议以威妥玛个人身份所写，字里行间威妥玛都谦称自己为“弟”，但却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递交，阿礼国为此还发出了外交照会。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安排，内中大有乾坤。

尽管称兄道弟，尽管本身学养深厚，威妥玛却与受到大清官场热烈欢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儿乎很少有人喜欢他。大臣崇厚曾经说：“威妥玛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这个，一会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他。”

在这份名为《新议略论》的建议中，威妥玛提出了与赫德的《局外旁观沦》相似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缓不济急”，如果中国无法“借法自强，改革振兴”，那必然将招致列强更大的干预。

赫德在他的建议中，只提出违约启衅将引发中外冲突，威妥玛则干脆指出，中国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本身，就足以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因中外诸务较之从前颇为胶漆之至，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为直接而且透彻的是，威妥玛认为“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的关键，在于大清政府对内政的控制能力，西方本来并不想干预中国，但如果中国内政改革再不展开，则情况就难以乐观。

地方激烈反弹

收到了英国的正式照会，恭亲王只能向中央汇报，并将威妥玛与赫德的两份建议同时提交。报告中，恭亲王指责这两份建议“措词激切”、“恫词挟持”，“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这等于是否定了这两份建议的任何正面意义，而日后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亲王的口气，将这两份文件看做是“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同时认为，既然人家发出了言辞威胁，“若不通盘筹划，事先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卒更难筹措”。他建议中央，将这两份充满敏感词的文件，下发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抚们“供批判用”，令这两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扩大。

恭亲王确定的讨论主题是，“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吊诡的是，各省的表态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垒清晰的两个阵营：几乎所有的满族干部，都认为这两份报告是列强“求媚于中国”的表现，对此不必抱持敌对心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借法自强”，认为英国人“所言类多要求，其所论不无可采”；湖广总督官文则认为，两份建议“若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中外臣工自当随事随时，力图整伤”，对西方“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而可以“推诚相与”……

而几乎所有的汉族干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都对这两份充满“危词恫吓”、“傲慢之谈”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左宗棠痛骂赫德与威妥玛，甚至认为英国根本不值得效仿，他举例说连英国产的来复枪都比不上广东土产的无壳抬枪；

刘坤一认为绝对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敌对势力“挟以为质”，铁路、电报也不可行，至于铸钱、造船、军火、练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则在日记中将这两份建议书记载为“英夷又屡有要挟”，而北京知识界“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

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略论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曾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要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低，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否则至危险之际，彼国各有难弃之事在中国（通商、传教等），只得自己护持，不能由中国作主。又力言欲行轮车电器诸事，中国若不听从，彼当自行……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衅之端，随时皆有。”

赵烈文对恭亲王评价一向很低，这次更是认为恭亲王让地方督抚讨论两个洋人的建议是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他感慨道：“嗟乎！自强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设法乎？枋国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沦异域，其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