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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硬生生地将一盘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温润甜腻的苏点。

或许，逝者如斯，恭亲王想不豁达都难，牢骚太盛防肠断呀……

4

《绝版恭亲王》这个系列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读者悄然而热烈地反馈：这是一本中国官场的教科书。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来，这本该是中国改革史的另类记录和解读。我曾经认真地回头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无意所插的柳，却随即释然。原来，中国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难分难解，权谋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无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书《国运1909》，被一些朋友当做了“官场导读”，相互推荐，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这种特殊的市场“被定位”，导致我的读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在看，他们也在思考，但他们不说。不说，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便说，也不想说。我曾经的师长、红墙内的一位显宦，据说看了我的专栏彻夜难眠，长叹一声后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喜欢我的文字，而是与文中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这种“势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当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这本小书果能令“当家人”们产生小小共鸣，就算被人称作“官场教科书”，又如何呢？



5

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们，的确很是让我大吃了一惊。

最初我是纯粹从一个游客和商人的角度，惊叹于这么一家文化部直属的文保机构，居然能把一个没落了百年的王府，经营得有声有色，再度验证了体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发挥而已。

而当我有幸参观了他们的资料库，并向他们的研究人员讨教切磋后，那种只在象牙塔内弥漫的书卷气，十分地令我陶醉。作为中国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们在这个喧嚣的年代里，依然默默地守着古卷青灯，保存和琢磨着民族记忆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我必须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并在澳洲的星空下为他们祷告祈福：

－－孙旭光博士，如今恭工府的“总管”，一位年轻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史学修为、开明态度及经营能力，令我折服；

－－刘霞大姐，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热情及对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极度熟悉和热爱，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领略了恭王府的底蕴；

－－陈光大姐，恭王府学术领头人，一位从事过很多年艰苦的野外考古的专家，踏实、勤勉、低调、博学，令我受益良多……

6

又开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万里外的故国想必早已一片火热。

明天不知道是否还能登顶，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着的栏杆？

雪珥

2010年7月6日记于澳洲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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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啸天安门

【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天很冷了，北京城却很热闹。

安定门上，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猎猎飘扬。从安定门到天安门东侧的礼部大院，长达3英里的街道两侧，身着红色制服，头顶白色头盔的英军士兵，沿街排开，足有3000多人。

军乐声中，在两个军乐队的前导下，英军队伍分成数个方阵，浩浩荡荡地进入安定门。首先是100名炮兵组成的方阵，随即是儿个步兵方阵、100名军官代表方阵，在这些方阵后面，是英军司令部参谋们的队伍。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则在其卫队和助理们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

他身后30码，是一乘大轿，装饰着朱红色，16名中国轿夫，身着崭新的号衣，抬得四平八稳。轿子中，正是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额尔金其实是爵号），穿着鲜艳的礼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骑也满身披挂，跟随在轿子后面。几个步兵方阵在他的后方，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这是1860年10月2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时日。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城内之盟

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内之盟，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英法联军占领之下：11天前，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北京市民则“观者如睹”，这座千年古都再度习惯性地展现了对于“战胜者的顺从，一如200年前跪迎大清的辫子兵入城一般。半个世纪前莫斯科为对抗拿破仑大军而实行的焦土抗战，若让北京人来看，实在是太愚蠢了。

占领军确定了礼部衙门作为签约会场，莫非是要给“不知礼”的“鞑靼人”上一堂生动的国际礼仪课？

礼部门前的广场及四周的街道，同样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中英两军士兵在两侧站岗警戒。英军的游行队伍足足行进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礼部。到时已是下午3点，大大晚于两国确定好的午时，这对于守时的英国绅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怠慢。

额尔金的大轿直接抬进了礼部大门，穿过前院落轿，口令声起，两国卫兵向他行军礼，英军军乐队高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国代表团团长、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已在此恭候多时，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只是略略一躬身作为还礼，“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而额尔金勋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国人记载说，当恭亲王上前致意时，额尔金居然佯装没有看见，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额尔金勋爵要求恭亲王走在他的前面，“恭亲王只得这样做了，不过脸上却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

恭亲王此时年方27周岁（不少文献为28岁，当为虚岁），却担负着大清帝国最为沉重的担子之一。1个月前，在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这位被自己足足排挤了5年整的兄弟。再就业后的恭亲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联军的刺刀威胁，另一边则是死要面子强撑的流亡皇帝。经过艰难的折冲与折腾，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样不得不“卖国”的“城内之盟”上签字，当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做，恭亲王并没有选择的机会。恭亲王本已带了400名精兵组成的卫队，出席签约仪式，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是将卫队留在了正阳门（前门）外，只带着20名亲随进入内城，结果，没想到英国人却迟到了，令他们在这里苦候多时。

礼部大堂中间，放了三张桌子，中间一张摆着待签字的条约文本，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观礼的100名英军军官站在左侧，这些都是英军中挑选出来的“好干部”。尽管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内却执行了严格的军纪，除了占领安定门外，英军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因此，能见证并参与签约仪式，是莫大的荣耀。另一侧，则是观礼的中国官员。

额尔金勋爵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英国人留下的所有记载都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细节决定成败，英国在这上面也要压中国一头。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总之，对于双方而言，气氛似乎都十分尴尬，《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干脆就是《侮辱恭亲王》。

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翻译。

照相机惊魂

签约仪式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在场的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却差点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自己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凉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在摄影的时候，额尔金勋爵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亲王的在场，竟下令全体肃立不动。他的话突然出口，“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国人都吓得半死，在英国摄影师的机头转动下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动”。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这次摄影并不成功。直到一周后，在恭亲王与额尔金的再次会晤中，比托才拍出了那幅后来闻名世界的恭亲王肖像照，

签约并互换文本后，恭亲王和额尔金相继致辞。双方共同表示，这一条约将有力地推动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谊。额尔金随即告辞，恭亲王起身相送，送了几步后停住，额尔金便也停下来。这时，恭亲王身边一位主要官员，急忙上前耳语儿句，恭亲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额尔金送到台阶边。



法国人的协议

法国人对中英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差别很大，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的重点，俨然自己是大清国的哥们儿。“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这样做当然严重伤害了恭亲王的自尊心……（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他们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对待恭亲王如此粗暴，是要传递一种深刻的政治信息，要令中国感到“此时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征服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在次日签订，法国人似乎的确比英国人客气多了。法国特使葛罗男爵似乎远比额尔金勋爵要有绅士风度。恭亲王事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法夷较英夷更为恭顺。”英法之间虽然在中国问题上结为盟军，但算盘却不一样：法国只想捞一把就走，而英国却想着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葛罗向巴黎的密报中，他坚信额尔金已经得到伦敦密令，要借此“消灭现今统治的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