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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恭亲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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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恭亲王告辞，格兰特总统亲自将其送上使馆门口的大轿。
在琉球问题上，中国人令人惊讶地显露出了极高的效率。6月12日清晨，格兰特刚刚到达天津，还在美国总领事馆吃早餐时，就接到通知，李鸿章已前来拜访。格兰特总统立即要求美军士兵列队，并鸣放礼炮迎接这位著名的中国总督。
李鸿章详细地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比恭亲王更为咄咄逼人的是，李鸿章搬出了此前的中美条约，条约中明确约定：如果第三国对中美任何一国“有不公或轻藐的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格兰特的助手杨格将军告诉总统，根据琉球事件的情况，日本的确“轻藐”了中国。因此，协助中国进行调解，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条约责任。这一来，格兰特的调停，不仅是私人外交行为，更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外交义务了。
在第一次见面后，李鸿章就和格兰特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次日，格兰特回访了总督府，李鸿章的欢迎仪式排场远超过恭亲王的，甚至动用了“黄缎衬里的轿子––在中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轿子”，可以相信，这样的超规格接待，一定得到了恭亲王的同意。几天之后，根据李鸿章的命令，由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出面，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夫人，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李鸿章破天荒地出席了这个有女士们在场的宴会，令外交官们大为惊喜。
“中国要自强”
离开中国后，格兰特总统乘坐美国军舰“里士满”号前往日本。日本之行，格兰特已不单单是游览，而且肩负着恭亲王、李鸿章和大清国的重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条约义务。
日本人对格兰特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对于琉球事件，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分岛改约案”，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
在格兰特建议下，恭亲王和李鸿章一度曾考虑接受，让琉球国王在此二岛上复国，但琉球国派驻北京的使节再三哭诉，此二岛上地贫瘠，无法生存。中国于是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并且搬出了中日两国1874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当时，因台湾土著杀害了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日本兴兵问罪，中国在签订条约时为了推卸责任，写下了“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间接认可了琉球人是日本属民，这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之一。
美国人一看这条约，也感无奈。而此时，沙俄在新疆加强了军事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史料没有记载，恭亲王和李鸿章看到这几封信后的反应，但是，琉球事件后，新式舰队的建设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7年后，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就在日本长崎港亮剑，震撼日本朝野……
第二十一章 鸟巢鸟感觉
【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大凡有地位的老外，到了大清国，都会惊叹这真是个“鸟”国家。在主人们盛情的宴会上，总是有一道令老外们惊诧而不敢动刀动叉的东东：“鸟巢”，即燕窝也。
老外们无法理解，大清国的领导干部，外带先富起来的一批精英人士，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拾“燕”唾余，乃至不惜千金、劳师动众地强行拆迁燕子的蜗居，以将其吞噬。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大多数的“宰相”，并无“撑船”的肚量，但吞噬小燕子的蜗居，还是绰绰有余的。
老外也无法免俗，虽不喜欢“鸟巢”，却喜欢“鸟巢”带来的“鸟”感觉。连堂堂的《纽约时报》，在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前总统格兰特先后访问大清国时，也很八卦、很阿Q地在版面上记录大清国宴请美国贵宾的菜单，当然包括“鸟巢”之类，以显示美国领导人在中国受到了特别待遇。
西华德访华是1870年的冬天，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访北京的西方首脑级大腕，他受到了大清政府的盛情接待，国宴便设在总理衙门。
说是国宴，其实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太后和皇帝照例是不见外宾的，迎来送往的琐事一般都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国“总理”恭亲王接待。但不巧，“总理”恭亲王病了，“常务副总理”文祥也病了。国宴遂由总理衙门的其他领导人集体主持。
主人们用“鸟巢”等富有大清特色的美味，同时填充桌面和时间。足足4个多小时的漫长会餐和150道之多的菜肴，几乎令美国人迅速对中华烹饪产生了审美疲劳。主人炫耀性地介绍各种怪异菜品的原料和烹饪方式，以此向客人展现天朝上国的伟大形象，同时频繁地与客人“干杯”，感情深、口口都要闷，令美国人几乎忙闷过去。
美国人郁闷的是，当他们想把话题转到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国内话题时，主人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会场似乎贴着“莫谈国是，只谈鸟巢”的无形禁令。这顿饭令西华德等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效率有了极深的感受。
九年后（1879年），刚刚卸任的格兰特总统在春夏之交到访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次，恭亲王亲自主持了在总理衙门举行的欢迎宴会。
格兰特是从暹罗（泰国）进入中国的，到京之前，已经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各地官员们对这位美国“民主”（“民之主”也）给予了热情接待，令格兰特对大清官场的“鸟巢”社交文化略微有底。
当服务人员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奢华的娱乐”要比广东、上海和天津的接待简单了许多。当然，“鸟巢”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人注意到，恭亲王几乎只是略喝几口“鸟巢”，而几乎不碰鱼翅等其他菜肴。
这次，因为有恭亲王在场，与会中国官员们便畅所欲言，与美国人交流改革开放的经验心得。但是，恭亲王只是劝酒、夹菜，几乎没做任何表态。美国人事后分析，恭亲王因为身份限制，很多事情可做不可说。
不仅西华德与格兰特，从迄今所能发现的西方记录看，多数西方来访者都是从中国政府那奢华的宴会中认识了“鸟巢”，景仰既久，却依然敬而远之。一位有幸参与过此种公款宴请的法国人，认为“鸟巢”之受宠，并非因其多可口，而只是因其昂贵，主人以此炫耀的，只是自己的好客与财富。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第二十二章 北京欢迎你
【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显然并不喜欢北京，尽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他发现，这座帝国首都那无比宽广的大街，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混乱、令人作呕”。各种车辆、骡马和行人都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泥土夯成的路上，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遍地，两旁的住家和店铺都往路中间倾倒垃圾、污水，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成了排污道，臭气熏天。
1870年11月8日，西华德坐在绿呢大轿上，在中国士兵们鸣锣开道及吆喝申斥声中，从满街的摊铺、卖艺者、设赌者中，挤出了一条路来，前往总理衙门，他极其准确地意识到：这可“绝非行走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通往位于东堂子胡同（今建国门附近）的大清国总理衙门，这条大清帝国的“迎宾国道”，在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记录中，成为世界上最肮脏和最著名的一条道路。
大清政府和人民绝非故意怠慢远方来客。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E。 A。罗斯在辛亥革命前考察了中国，他注意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工具，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工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中，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如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轿子留出通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他也考察了日本，在那里“人们绝对看不到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他甚至坚信，在“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国国土上，旅行者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扎下帐篷，更不要说各地旅馆的肮脏、虱子和恶臭。
而在大清国第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xie4）衣无许暴露”，华界内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人人“掩鼻而过”。
街道如此，居室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传教士、清华大学的主要推动者明恩溥感慨中国人居然都不讲究居室的采光，弄得室内总是十分阴暗。甚至在大清首富盛宣怀的豪宅，西方客人也吃惊地发现在那摆满昂贵的古董家具的客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窗户，古老的家具反而显得阴森森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高级军官们有幸参与紫禁城一日游，在惊叹其间的富丽堂皇时，他们也感慨这种华而不实的豪宅，实在不是舒适的居所。有趣的是，一位曾经访问美国的大清道台表示，美国的监狱要比中国的衙门舒服多了––不知这位口没遮拦的官员，回国后是否为这句话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曾经长期在欧关生活的大清外交官张德彝认为，中国的脏乱差都是因为“在上者鄙此为琐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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