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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甚至很多世纪后才能被历史所认同。

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作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者最艰难的就是把握火候。戊戌变法之所以成为一场儿戏，就是因为动机不纯，而分寸又太乱。几个年轻干部刚刚摸到权力的边儿，就贸然地砸了上到中央各部委，下到各省的一大批干部的饭碗，搞得人人自危，把几乎整个干部队伍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至少是政治手腕上不够圆润，缺乏技巧，也说明自称“改革者”的那些人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及达成途径的盲目。恭亲王临终遗言，并非反对改革，而是提醒光绪皇帝要慎重，欲速则不达。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那个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绪皇帝及整个中央的能力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保住光绪的皇位，慈禧太后出面和稀泥，并且以册立“大阿哥”的方式，来安抚愤怒的既得利益者们，从而导致了“极左派们”的全面回潮，一路往左飞驰，直到酿成义和团的大动乱。国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由戊戌的“极右”转向庚子的“极左”，直到辛酉变法开始才回到正轨上来。但在这一大折腾中，帝国仅存的元气即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耗尽，从而点燃了十年后分崩离析的导火线。

如何维持和不断增加权威资源，是对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验。这方面，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有不少精彩的阐述，也在中国得到无数人的关注，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不是个政治学学者，没有能力提供药方，我只是个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掘，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而已。



【《中国经营报》记者】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朝势力推动的改革一定是一种渐进模式，以清末各种势力的博弈态势为例，在这种渐进改革路径中，如何不断地化解集聚起来的风险呢？



【雪珥】有利益整蔡，就必然有利益冲突。

有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干部下岗分流，被分流的人，当然不高兴了，而这恰恰是晚清改革迟迟难以涉及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权、让权，而是那些寄生在旧体制上的官僚们难以安置。精简政府机构，这自始至终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恭亲王时代不敢涉及，因为国家刚刚从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及中法战争等）中复苏，需要一大批干部，哪怕是贪官污吏或不称职者。思想观念不一致，这比较容易解决，恭亲王就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们，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工作，让他们尝尝当家人的感觉，其中大多数人几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不是“换位思考”能解决的。

恭亲王一死，戊戊变法就先拿公务员开刀，结果反弹力最大到差点端掉了光绪的皇位，这可不是什么加强对领导十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直到1906年哀世凯主持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他这么强势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实行宪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后征询出洋考察的载泽和端方等的意见，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即进行，因为它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利君，因为可以保障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从晚清的实践来看，中央化解改革积累的风险，多采取延迟甚至取消改革的办法。但放弃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意味着旧有的矛盾能得到解决，新旧矛盾越积越多，到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这也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代价，如果选择剧烈的“休克”疗法，或许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就此昏死过去成了植物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与慈禧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如何定位？他们是中国传统的帝权与相权的博弈吗？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如何影响了清末改革的走向？



【雪珥】恭亲王与慈禧，就是政治搭档的关系，我将此称为“叔嫂共和”，其实就是“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两种并存的特殊体制，一种特殊的“一国两制”。我们历来只强调了“垂帘听政”，却忽视了“亲王辅政”，这很容易导致对晚清政治运行机制的误判，以为慈禧太后可以一手遮天。

恭亲王与慈禧太后之间，当然是有合作、有斗争。摩擦的存在，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合作模式必有的伴生品。1884年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成功地将恭亲王罢免，但还是必须换上醇亲王负责“亲王辅政”，而不能只搞“垂帘听政”。

清代从多尔衮～孝庄太后的“叔嫂共和”之后，到了末代又出现三段：恭亲王～两宫太后、醇亲王～两宫太后、摄政王～隆裕太后。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说，这种“叔嫂共和”是最能有效防止亲贵篡权或外戚专权的制度设计。晚清五十年，三任皇帝几乎都是少不更事的年龄，而且内忧外患严峻，但朝局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既没有出朱棣，也没有出武则天，纵观中国历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叔嫂共和”这种创造性的权力制衡设计，确保了晚清的政局不因“叔嫂”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大的动荡。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的写作，有一个国内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就是对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过你对一些海外史料的钩沉，我们发现，清末的国际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而且西方列强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种期待，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还是你娇枉过正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影响了清末改革路线？



【雪鲜】并非我矫枉过正，而是历史本身已经被后世有意识地误读了。

晚清的国际形势，正如恭亲王等所分析的，只要自己处置得当，就很难出现列强“合而谋我”的局面。在恭亲王的年代，列强中除了俄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当然，他们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后世总是批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但那些批评者似乎也没有能力回答：作为一个弱国兼大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除日俄两国之外，中国的稳定、富裕乃至逐渐强大，与列强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冲突，甚至还有促进。这也是列强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动乱时，决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说，恭亲王执政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就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和平与均衡。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恭亲王等的改革路线就是要成长为西方那样的强国，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区别在于，大清国能动用的中央权威资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却通过尊王攘夷等，强化了中央的权威资源，迅速将改革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

中国近代史固然充满了屈辱，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这其中的转机和相当程度的复兴。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是在不断上升的，在一些国际冲突中，清帝国似乎比后世的一些政权更具有亮剑的勇气。而即使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也几乎都是在清帝国血战之后或兵临城下之时被迫签订的，没有一个是为了内斗的需要而主动投怀送抱。民国开始，为了宣传的需要，执政者总是要把清政府描绘成一团漆黑，以便显示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经营报》记者】我们知道，你除了公务员、商人、律师的经历，还曾做过财经作家，今天你又选择了一家财经媒体开设专栏，你是否有某种媒体情结？为何在财经媒体刊载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



【雪珥】我开始近代史的写作，至今已经五年多了。随着读者群的不断扩大，我也发现在一些场合，包括红墙之内和国土之外，在赞美声或讨伐声中，我的文章和观点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研究历史，资治通鉴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写作模式又定位在“历史现场记者述评”，有意识地强化了现场感和现实感，便于读者自我“代入”，这些都促使我在选择发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曾经有海外媒体约请我开设专栏，开出了十分诱人的稿酬，但我谢绝了。不是我想和钱过不去，而是我不想被人当枪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养家糊口，不必卖文为生，赚取版税和稿酬被严格限定在“卖艺不卖身”。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贞洁。

我偏爱财经媒体，一是财经媒体比较务实，可以少卷人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之中；二是财经媒体的受众群多是中产阶级，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担待，这一人群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骨干，也是社会发展的主力，这令我可以远离那些装腔作势的八股混混，以及少不更事的愤青们––尽管我并不讨厌他们，但实在没有时间伺候他们。



【全书完】


【白猎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