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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开始退却后，航空兵应再次分散自己的力量：对退却之敌的观察完全由军队航空兵担任，对新开到敌军的观察由集团军航空兵担任。

轰炸航空兵的作战重心在初始战役后也应逐步转移。在追击的头几日，其行动目标是敌人退却兵力。轰炸航空兵与地面军队一起“敲打”在战线上被击溃的敌人，对行军中、渡口、军队集结地的敌人实施攻击。从发现新一波预备队到达之时起，轰炸航空兵就要将自己的攻击转向这些军队，转向铁路，系统地破坏这些军队的卸载站或对其施放毒剂。航空兵的任务是：后推敌预备队卸载站，延缓其集中时间，从一开始就以强大的空中袭击挫折敌新开到的部队的士气。

敌人新的航空兵兵团也将与新到的陆军部队一起出现在战役地区。其歼击航空兵会得到增强，新的轰炸部队会逐步出现。自然，这些新航空兵部队的机场也会成为进攻者轰炸航空兵的行动目标。进攻者会再次面临保卫自己后方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保卫铁路修复作业地区和终点卸载站的问题。不过，歼击航空兵的基本任务仍然是从空中保障进攻军队的基本集团和自己的机场。后勤目标只能由高射兵器保卫。所有这些任务，都应在前推己方机场的同时有计划地时遂行。

航空兵应根据进攻总速度前推自己的机场。当军航空兵机场与战线的距离不大于25—30公里，集团军航空兵机场与战线的距离不大于50—75公里时，他们与（部队、集团军）司令部才能保持可靠的联络。根据这一情况，军航空兵过2—3日，集团军航空兵过4—5日即应变换机场。

这样的行动速度要求整个航空兵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即便战役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也谈不上任何正常的休息。某些飞机，某些中队，整个整个大队，或者遂行侦察、轰炸、掩护这个或那个方向的例行任务，或者转移到新的机场。通常只能把非飞行日当成休息日，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在飞行日进行短时间的休息。

一个月的紧张战斗将使航空兵付出很大代价。战争经验表明，这些代价在物质方面可达30—40％甚至60％，在飞行员方面可达20—30％。这些数字决定了物力和人力的储备量，此种储备在战役开始前就应预作准备，并逐次向前输送，以防部队被耗尽。

纵深如上所述、正面达250—400公里的连续战役的打击对象，不仅是配置在这一正面或作战过程中可能开到战场的敌武装力量。这些战役还将波及敌国广大居民，并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参加作战。在某些国家，这些战役将波及该国全部居民和各行各业；在其他国家，则将波及相当大部分的居民和行业。由于这些原因，那种战役的后果便由纯军事因素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因素。由此可知，政治不仅在最初选择突击目标和方向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能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对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在战斗行动波及的居民中正确安排政治工作，能在很大程度上优化战斗结局。

在战役进程中，进攻者大规模变更部署会遇到很大困难。他们将远离铁路车站，而由这些车站本来可以沿铁路开始进行100—150公里的战役调动。这一时节汽车运输又将完全忙于前送工作。

在4—6个行程的地带，一切变更部署都只能以行军方法进行。当然，这种状况只能影响变更部署的速度。在技术上不排除、而是完全可能进行大胆的横方向调动，就像辖4个军的克卢克集团军在9月①头几日在马恩河地区进行的那种横方向调动。就是现在，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能进行诸如集团军正面变换那样的部署调整——这种正面变换要求在一昼夜、最多两昼夜中行军50—70公里。

①指1914年9月。作者所举战例称为马恩河交战（或马恩河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联军与德军于1914年9月5日至12日在马恩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遭遇交战。9月5日，德军第1集团军右翼与法军第6集团军先遣部队在法国乌尔克河地区遭遇，司令克卢克觉察其右翼和后方受到威胁，便由马恩河阵地调两个军向西北横向移动，增援乌尔克河地区的右翼。此举虽然改善了乌尔克河地区的德军态势，但同时导致马恩河地区兵力空虚，使德军正面受到严重威胁。法军由此打开宽达50公里的缺口，迫使德军全线后撤，输掉了此次交战。——译者注

任何需要将军队调到其他正面（地段）的战役调动，都要求预先将军队后撤到距离达100—150公里的若干铁路站，就是说，仅仅向各铁路站集中就需约一个星期时间。铁路可在军队到达卸载站前做好那种运输准备。

新战役的开始，取决于补充人员和物资损失、集中新弹药储备及完全修复铁路和土路的时间。

铁路是需要最多时间、又关系到所有其他问题的最薄弱的环节。

指挥问题

决心。军事行动是由装备相应技术兵器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决心应该以一定的物质器材为基础，因为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指出，“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①。如果说，战术受到战术兵团（师和军）正规编制及为其行动制定的条令规定的某种限制，那么，对战役法而言，统帅在定下决心时应该遵循的任何规定和原始数据，都还没有制定或得到承认。这一领域完全依靠统帅的“天才”、“直觉”、“灵感”。从旧俄军经验中，可以看到根据长官随心所欲的“直觉”、“灵感”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军队指挥问题所引起的一切致命后果。定下无数没有根据、得不到物质器材保障、流血很多而胜利很少的决心，是俄国将军们一切活动的写照。其实，对战役法不仅需要而且可能进行一定的计算论证。汇合成战役的一定的战斗行动，需要十分确定的物质器材和人的努力。现在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确定那样一些原始数据，它们应该在计算该战役所需人力物力时正确指导战役思维。

①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全句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页。——译者注

但是，如果把战役法看成一种会计学是错误的，把战役决心变成简单的乘法是不正确的。每种具体情况需要多少物质器材，不但取决于武器的性能和反映正面宽度的数字，而且取决于敌人正面的战役战术密度、敌阵地工程构筑、我军和敌军及其指挥人员的素质。后面这些情况是变幻无常的。军事领导人的艺术体现在正确考虑所有这些可变情况要素的战役意义，准确地确定完成具体任务所需的物质和人力资源。

战役决心不仅体现在正确选择突击方向和样式，而且体现在正确组织将帮助统帅完成任务的那些兵器和集团军级兵团。应该确定各兵种（特别是炮兵、坦克、航空兵）的数量，这些兵种应编进集团军，应该把它们分配到各步兵军，既保证首次突击行动毫不停顿，又保证在作战过程中必须予以加强的方向对军队进行不间断的加强。

集中指挥的级别。对人数达200—300万、在总宽度达1000—1500公里的正面展开的武装力量的指挥，要按战役领导的职务等级区分为三级：大本营、方面军、集团军。

早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战争经验就表明，没有方面军级指挥机构，就不可能指挥总共辖70个步兵师、仅在300—400公里正面展开的那些集团军。德军大本营在向马恩河进攻期间，实际上失去了对各次战役的坚强指挥，而采取让一个集团军听命于另一个集团军司令的办法来代替方面军级指挥，而且不得不在决定性关头把定下有关尔后战役实施决心的大权，交给实际上不担负责任的总参谋部军官亨奇上校。尔后战事进程迫使双方（德军和法军）转为方面军（集团军群）指挥。俄军面对两个不同的敌人和两个互相分开的战区（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方面军级指挥。

像法军、我们红军甚至波兰军队等，未来如不建立方面军级指挥机构是不行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广阔的战场不允许实行大本营到集团军的直接指挥。在此条件下，大本营不可能实施坚强的领导，而没有这样的领导，要使大量集团军级兵团在行动中保持协调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像罗马尼亚军这样的人数较少的军队，当然可以只建立大本营到集团军的直接指挥。

在大规模战役中，可以委托一个方面军的首长对实施主要突击的所有集团军级兵团实行领导（例如，当这些集团军在较窄的正面并肩展开成撞击队形时）。在此情况下，大本营确定主要战役的当前和尔后目的，拨出实施这些战役所必需的兵力兵器，而把按狭义理解的战役指挥全部交给该方面军司令员。

大本营对实施主要战役的指挥将减少，它只需对遂行不同任务的各方面军的行动实施总领导：这些任务大致相当于1914年俄军西北方面军向东普鲁士进攻，西南方面军向加里西亚进攻，或1920年两个不同的方面军向华沙和利沃夫进攻。

但是，也可能这样组织指挥：大本营不仅要领导实际上遂行不同任务的各个方面军，而且要直接领导当时正在实施行动目的和突击方向一致的主要战役的那些兵力。例如，1918年德军进攻的指挥就是这样组织的，当时德军在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实施突击，鲁登道夫①给自己保留了直接领导（协调）德军行动的权利。

①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陆军上将（1916），总体战理论奠基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任德军总参谋部参谋和旅长等职。战争期间历任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1916年8月起负责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行动。1918年10月因德军在西线战败被解除职务。1923年支持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主张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和建立法西斯专政。主要著作有《总体战》等。——译者注

组织指挥的特点取决于参与实施主要战役的兵力数量、这些兵力展开的正面宽度和突击的样式。当参加积极行动的兵力不多、这些兵力的展开正面不宽、突击样式是单面撞击时，对各次战役的指挥宜集中在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手中。反之，当参加积极行动的师很多、展开正面又宽、并向交叉战役方向实施突击时，宜派出两个方面军，对主要战区各次战役的直接战役指挥宜由总司令实施。

对实施战斗行动的某一级，要以怎样的频度进行干预呢？

这个问题取决于：使用现代武器条件下完成战术或战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完成战术任务（克服现代防御地带纵深）通常需要1—2昼夜。在这段时间中，发号施令的是战术级的师和军。这一期间只在战术行动停止、力量不足和需要投入新锐炮兵或步兵时，才需要集团军司令员干预。集团军司令员通常展开军队参加交战并给其提出战术目的，尔后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可仅观察战斗行动进程，对于各军长的号令，只在他们违背他的指示或战事出现了不符合他意图的进程时，才进行于预。集团军司令员直到战术任务接近于完成之时，才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