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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纵深战役理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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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墼黾恿诵矶嘈碌脑颉Ｎ诓┝形婕捌渌玖畈垦芯苛四ν谢祷航胪黄瓶谑钡恼蕉范有魏退谡揭圩萆畹男卸约凹忧刻箍说那拔涝谥髁Φ酱锴敖姓蕉返奈侍猓ㄎ诓┝形婊乖�1931年印发了第一本非正式的大纵深战斗守则）；亚基尔和他的司令部专门研究了摩托机械化集群在战役纵深与空降兵协同的问题；布柳赫尔和费季科实地研究了大纵深战斗问题；格里亚兹诺夫在后贝加尔地区组织了多次坦克演习。各部队进行了大量其他工作，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超脱”地得出以下结论：大纵深战役理论是集体劳动的结果。首创者是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叶戈罗夫等领导人及总参谋部、军事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布柳赫尔、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领导部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践性研究，使其尽可能切合战争实际。
四、大纵深战役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浏览本书选译的著作，可以大致勾画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轨迹：
1928年，图哈切夫斯基向伏罗希洛夫呈送关于改建红军和为其装备现代化新兵器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报告。它是在业已公布的文件、材料中最早提到大纵深作战思想。
1929年苏联实行改建武装力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着手制订更有效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武装斗争方法。这些重要的任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首先是作战部承担。
同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呈送的报告中，提出把坦克编成三种坦克群，用来压制敌配置全战术纵深。1929年野战条令反映了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坦克使用的观点。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К．Б．卡利诺夫斯基也仔细研究了各种坦克群的战术。这实际上奠定了以诸兵种合同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特里安达菲洛夫在这一年还出版了专著《现代集团军战役的特点》，该书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向工农红军司令部呈送了阐述大纵深战斗和战役基本观点的《军队改建后战术和战役法基本问题》。在高级指挥人员范围曾对此报告进行广泛讨论。
1932年4月20日和5月20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听取了叶戈罗夫题为《新阶段工农红军的战术和战役法》的报告提纲。不久，以报告提出的原则及来自部队的反映和意见为基础，撰写了《关于组织大纵深战斗的临时指示》，经陆海军人民委员批准后作为正式守则，于1933年2月下发部队。
1932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开始上大纵深战斗战术课。学院印发了讲义。大纵深战斗理论初步形成。由于这一理论已触及苏军战役法一系列基本问题，该系在1931年秋季开始对大纵深战役理论进行同步研究，并在1932年开设了关于现代大纵深战役新问题的课程，编写了题为《突击集团军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第一个图上战役想定，分发其他学院和各军区司令部。在该院印发的《大纵深战役原则》著作中，开始阐述大纵深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应用理论。
1933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进行了大规模战役性军事导演，并就大纵深战役若干原则问题产生了争论，主要焦点是摩托机械化集群能否在敌正面前及在敌战役纵深脱离诸兵种合成兵团独立行动。
1934年12月，新成立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大纵深战斗不是作战类型，而是进行各种战斗行动的新样式、新方法。伏罗希洛夫在致闭幕词时指出，“任何战斗都称为大纵深战斗……现代战斗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大纵深战斗。”工农红军司令部根据此次会议决议，制定了《大纵深战斗守则》，于1935年3月9日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批准颁发。
1936年，颁布新野战条令（《暂行野战条令—36》），该条令充分反映了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在当时的苏联军事著作中，大纵深战役被视为在主要突击方向作战的突击集团军进行的战役。
1937年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事件，殃及军队大批高级指挥人员。对创立大纵深战役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谢佳金、格里亚兹诺夫等将帅相继被杀害（叶戈罗夫殁于狱中），这一理论遭到怀疑，他们写的所有作品都被禁阅。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停止了对大纵深战役基本问题的研究，有的原则，如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正面前行动和向纵深发展突破，遭到否定。在西班牙战争及苏联出兵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之后，苏军甚至解散了机械化军这种大纵深战役的地面主要突击力量，停止发展轰炸航空兵这种空中主要突击力量。总之，1937—1938年苏联军事理论出现了无所适从的情况，对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的研究遭受了严重挫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波战争实际上就是一种大纵深作战样式，特别是半年以后，西欧战事显示了高水平大纵深战役的特点，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苏军对现代战役大纵深样式的研究是正确的。于是，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同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
1940年12月，苏联召开总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1941年春，对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进行了修改，大纵深战斗的概念被确定为“诸兵种合同战斗”。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从1942年起，苏军按照大纵深战役理论基本原则，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空前战略规模的大纵深战役，这一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奥加尔科夫所指出，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基本原则的生命力，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攻战役和进攻战斗中已明显表现出来。在战争进程中，这一理论随着苏军装备日益精良的技术兵器和武器，随着苏军组织编制和敌军防御性质相继改变而不断完善。”突破敌坚固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突破的速度急剧提高。军队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根据条件而不断变化。炮兵、坦克和自行火炮、航空兵的战斗使用日趋合理。快速集群的编组、大量集中兵力兵器和合围敌人重兵集团的艺术不断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打击敌人配置全纵深、高速突破敌人防御和迅猛发展胜利的能力大大提高。
从60年代起，“大纵深战役（战斗）”这一术语在苏军正式文件中不再使用。但是，苏军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停止。特别是从70年代末起，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和苏美军备竞赛的加剧，苏军掀起了研究作战思想和理论的高潮，其中包括再次对大纵深战役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当时的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等军事领导人和权威学者相继发表论著，认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战役样式是各军兵种联合进行的大规模战区战略性战役；“传统的大纵深战役越来越具有大纵深、立体的性质”，“现代战役的规模不仅要以正面和纵深来计算，而且要以高度来衡量”。为了增强对敌人纵深的突击力，苏军针对北约“前沿防御”战略，参照卫国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快速集群，组建了编成更大、独立作战能力更强、目的更坚决的战役机动集群。80年代初，美国陆军正是针对苏军上述作战理论发展，提出了与之相抗衡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
作为本书的编者和译者，我想在结束本文前就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说几点看法。
大纵深战役理论是由线式战略过渡到大纵深战略时代的先进理论，它翻开了苏军战役法理论中新的一页，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最大成就。正如苏联军事理论家所说，苏军带着这一理论参加了卫国战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这一理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因此，它在苏联（俄罗斯）军事学术史上无疑占有很高的地位。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许多原则对俄罗斯军事学术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意义。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俄罗斯有一些激进的军事理论家对未来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方法提出了过分超前和基本否定传统战法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未来战争中“必须停止使用陆军集团及其兵力兵器”，“战术、战役甚至战略地区和翼侧将会消失”，“诸如‘正面’、‘后方’、‘前沿’这样的军事术语也将失去其传统的涵义，被‘必须消灭’或‘没有必要消灭’所代替。”这些论述使人们很自然地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毁灭、核威慑”、贬低常规兵力特别是陆军作用的言论。对此，俄当代最负盛名的军事理论家加列耶大大将颇不以为然。他曾专门著文谈了以下观点：未来战争主要是局部战争，但不一定都是高技术战争，由于各国实力不同，常规战争仍然是常见的基本样式；高技术武器将大显身手，空天部队等将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但20世纪的一些传统战法和现代军队最基本的军种陆军决非可有可无。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无异于表明，包括大纵深战役在内的先进的传统战法，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被采用。当然，对这种战法必须根据新的物质技术条件不断进行创新。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身，可以为人们进行战略、战役和战术思维提供启迪。我军读者在阅读本书所选的苏军将帅和军事理论家几十年前的论著时，也许会产生某种亲切感和共鸣。
赖铭传
2006年10月30日
于北京西山
该内容由孔府藏书在 201049 14：12：32编辑过
孔府藏书
发表时间： 201046 14：56：27
出版说明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人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求知渴望，观察世界现实，了解世界历史，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开始组织军内外学者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外国著名军事著作。这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将世界上有影响有价值的军事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中国军事理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书目怎么确定？版本怎么寻找与选择？能胜任此翻译工作的译者在哪儿？在当时的副社长范传新和军事编辑部诸多同志们不断努力下，依靠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各种困难逐一解决，但出版速度缓慢。近20年来，陆陆续续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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