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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就在上述两个文件中首次阐述了大纵深战斗的思想，从而对我军的发展道路和我国军事理论原则性观点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思想早在前瞻性很强、在当时欧洲条令中首屈一指的1929年野战条令中就得到了反映。该条令第191条提出要派出几个专门的营，直接冲至敌第二防御地带。第207条对在冲击敌前沿的同时向防御纵深推进的远战坦克梯队，有十分准确的理解。这样，1929年野战条令对采取以联合兵种作战为基础的大纵深战术的首要前提，已经作了阐述。

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创立大纵深作战样式理论方面的功勋在于，他们没有落在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后面，而是在我军尚未装备新技术兵器和进行改建之时，预见到这些新兵器提供的可能性。

К．Б．卡利诺夫斯基（首任摩托机械化兵主任①）仔细研究过各种坦克群——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步兵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的战术，从而为大纵深战斗的整个构想找到了实践原则。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战术的基础在1930年就已经奠定。

①准确职务应是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副部长（1929年11月起）。其生平见本书《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问题》译者按。——译者注

大纵深战斗构想首先在军事学院得到了承认。早在1930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①就根据大纵深战斗的新原则进行了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为在全军推广这些原则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在学院工作的P．Π．埃德曼（院长）②、H．Я．科托夫、К．A．柴可夫斯基、Π．И．瓦库利奇、C．H．克拉西利尼科夫③、Π．Г．波涅捷林、И．Π．基特—维坚科、P．C．齐费尔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①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身为1918年10月创办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该院于1921年改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11月为纪念刚去世的伏龙芝，又改称伏龙芝军事学院。1921年该院附设高级速成班，1931年成立战役系，负责训练集团军、方面军级指挥参谋人员。1936年苏军成立专门训练战役战略级人员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该院负责训练战役战术级人员。——译者注

②P．Π．埃德曼（1894—1937），苏军指挥员，军级军衔（相当于后来的中将）（1935）。原为沙俄军队准尉。1918年参加红军。1918年5月起任红军师长。1920年起历任方面军后勤部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职。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后曾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1日与图哈切夫斯基等因“叛国”罪受审，次日被杀害。——译者注

③C．H．克拉西利尼科夫（1893—1971），苏军军事理论家，中将（1944），教授（1940）。1918年参加红军。十月革命前为沙俄军队大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旅、师参谋长和旅长。战后先后任营长、工农红军司令部处长、军事学院系主任、军参谋长。1930—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系主任、教研室主任。1935年后曾在总参谋部等单位任一般职务。1946年起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先后任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和顾问。1968年退役。有多部研究战役法和战略的著作。——译者注

苏联军事理论家们是这个舞台的先锋队，当时在西方甚至还没有人提过大纵深战斗战术。

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根据大小演习的经验，在一个工作报告中写道：

现代压制兵器作为大规模使用的兵器，能保障同时冲击和消灭战术防御配置全纵深的敌人。

这些兵器，首先是坦克，能保障：

1．压制敌防御火力配系，使其大量火炮和机枪不可能参与抗击进攻的步兵和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实施的冲击及其向防御地带纵深的渗透；

2．破坏指挥体系，牵制和隔离敌预备队，以在战斗时节、在防御地带纵深各个击破敌战斗队形的不同梯队。

由于在此情况下步兵推进的成果取决于坦克推进的成果，所以，炮兵主力应用于支援坦克，只有在坦克进至其行动地域以后，才能在没有坦克支援的地段用于支援步兵。

因此，对步兵的支援由坦克承担，对坦克的支援由炮兵承担。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就十分明确地确定了大纵深战斗的任务。不过，这些任务并没有立即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上，К．E．伏罗希洛夫就对图哈切夫斯基表示反对。伏罗希洛夫的批评表明他显然不理解问题的实质：他把这一问题归结到一种战斗类型——对驻止敌人的进攻。

大纵深战术当然墓本上是为最复杂的战斗类型——对敌人防御的进攻制定的。但是，就实质而言，大纵深战术并不是一种战斗类型，而是进行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它应该在任何类型的进攻中得到使用。

图哈切夫斯基在一份专门报告中耐心地给伏罗希洛大做了解释，以便消除指挥人员思想中就这一问题产生的分歧。①高级指挥人员的代表И．Э．亚基尔②、И．Π．乌博列维奇、C．C．加米涅夫对他表示支持，于是，对大纵深战术这种现代战斗的新样式和新方法的实质，终于确立了正确的理解。

①1933年11月，图哈切夫斯基就此问题再次向伏罗希洛夫请示，并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后，许多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尽管军队装备了新武器，战术应该照旧……全会以后，指挥员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人在谈论抛弃新的战术样式，不再发展这些样式……”（见《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8页。）（译者说明：此段话引自比留佐夫为《图哈切夫斯基选集》写的序言，本书已选译）。——作者注

②И．Э．亚基尔（1896—1937），苏军著名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1935）。1918年参加红军。十月革命后曾任赤卫队队长、旅政委、集群司令员。1919年起历任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军长等职。1924年任工农红军军事院校总局局长，1925年起任乌克兰军区（后为基辅军区）司令员。1930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1因“叛国”罪与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人一起被杀害。——译者注

关于大纵深战役的初始论点

确立大纵深战斗原则，事情只完成了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于老的战斗方法，也能取得战术突破的成功。一切问题的实质在于：怎样以突破的战役性发展取得完全的战术胜利，并且从正面中打开的缺口向机动地区突进，在战役范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这样，大纵深战斗思想就立即触及了战役法的最重要问题，并且由于采取新的解决方法而超越了这个问题。

战术工作者们兴高采烈，战役工作者们则开始冥思苦想，忧心忡忡。接着又发生了很大的不幸。1931年夏天，B．К．特里安达菲洛夫和К．Б．卡利诺夫斯基因飞机失事遇难。战役工作者家庭仿佛失去了双亲，战役思想起初竟找不到新的出路。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对“我们的军事理论远远落后于国家胜利完成党的总路线的实际”感到忧虑，指出，“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思维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

图哈切夫斯基在特里安达菲洛夫去世后继续加紧研究大纵深作战样式。1932年，他完成了视野开阔的著作《战争的新问题》第一部，其中研究了现代技术兵器对改变战斗与战役实施样式和方法的影响①。不过，这一著作的第一部主要写技术和战术问题。看来，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著作的第二部、第三部阐述战役和战略问题，预定研究现代战争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斗争。这一著作他已注定不能完成。

①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考虑到法西斯德国在复活庞大的侵略军，对自己的著作《战争的新问题》第一部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遗憾的是修改稿已丢失。——作者注

当时已经完全清楚，战术中发生的变化在战役法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在建立战役新理论的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图哈切夫斯基在指出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时写道，“经过改建的军队也呼唤新的战役法样式”。②真理的第一粒种子已经在大纵深战斗构想中成熟，新的战役思想已紧随其后引起人们的思考。我军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具备了如此大的作战能力，这种能力理所当然地要求在大规模、决定性的地面和空中战役中以新的方式使用兵力兵器。

②《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12页。——作者注

首先必须从完全变化了的条件出发，重新考虑战役法这门战役实施学说的一切基本问题。如此提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有一切理由断言，我军战役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军队的需要，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创造进行坚决的歼灭性战役的新样式和方法。

当然，不可能与解决战术问题完全一样，因为战斗（战术）与战役（战役法）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是由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以及军队战役布势与战术范畴的战斗队形不同（后者是统一的紧密相连的直接协同体系）决定的。在这方面，组织大纵深的战役性杀伤与组织大纵深战斗应当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另外，在战役范畴，同时大纵深杀伤不可能那么直接地表现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为了独立的战役使用而分别组建的航空兵、空降兵、机械化和摩托化兵团，其远程杀伤距离可达敌战役纵深，距离约为50—60公里，也就是说，可直达敌战役预备队、前方机场和集团军司令部配置线。这样，就不仅要看到现代远战和快速机动兵器提供了大纵深杀伤敌人的可能，而且必须果断解决战役突破的问题，而如果不能杀伤整个战役纵深的敌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必须把大纵深战斗的基本方案应用到战役范畴。为此首先需要在编制装备上能够完成独立战役任务的摩托机械化兵团；其次须要解决如何将这些兵团的力量转移到敌战役纵深的问题。这样，组织大纵深战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归结为以下问题的解决：如何将战术突破变成战役突破，亦即如何利用在战术防御中打开的缺口，将负有独立行动使命的摩托机械化兵团投入突破。

以上就是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初始论点。但这些论点当时只是一般的推论，须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须要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完善。从1931—1932年起，这方面的巨大工作与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的组建密切相关，因为该系对我军战役法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

组建该系本身就意味着在突破条条框框的战役法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当时须要对组织实施现代战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此外，高级司令部也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眼界开阔的战役工作者。奉命完成这些任务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战役系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