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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奇書網整理提供＇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