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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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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而他对马一浮的印象则是“学问固优，世故欠通”。
马一浮想在风景胜地办一个古典式书院的想法，经人转达给蒋介石后，对马一向仰慕的蒋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发出办学邀请，并拨出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交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蒋介石悉数采纳，复性书院得以在四川乐山开办。
书院拟设立时，马一浮正在广西宜山。蒋介石特派“大汽车二乘”，将马一浮连同与其一同生活的亲戚全家，接到重庆，沿途官僚如恭迎钦差大臣，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时马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不肯进门，只是站在屋檐下伫候。不一会儿下起细雨，等马醒来将陈迎进屋中时，陈的衣帽鞋袜皆湿。马一浮大为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8年，浙江办杭州钢铁厂，厂址选在马铃山附近，按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规划范围内的马家坟墓必须动迁。马一浮不知所措，极为着急。周恩来得知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杭州钢铁厂党委按指示修改了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深受感动，对周总理极为感激。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拨出一万元专款，作为马一浮刻书的基金，以此祝寿，表彰这位为保存与发扬国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长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一浮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红卫兵抄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马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镜泉回忆：“当时杭七中的学生受到老师的指点，说蒋庄还住着这么一个人，就敲锣打鼓地去了。到了蒋庄就开始烧书，省图书馆古籍部想要保护蒋庄的书，其中有一个人口才比较好，跟红卫兵说：小将们，你们这样做不对头的，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要批判？要批判，要不要资料？要资料，你们都烧光了，资料哪里来？红卫兵一听有道理，所以就不烧了，结果把蒋庄的书装了三辆三轮车运到省图古籍部。”
汤俶方告诉楼达人，在被限期离开蒋庄的那天晚上，马一浮自知已无再见这生活了16年的小院的可能，凭栏倚曲，仰观星座，唏嘘不眠了一夜。离开蒋庄后，他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还时刻关心着屋外形势。
楼达人全家去安吉路看望马一浮，楼回忆：“在昏暗的灯光下，当我幼稚地问到宁波天童寺的佛龛及图腾何以跟一般不同以解他的寂寞时，他还不由自主地微微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问及外面情景，当我说到李叔同的弟子潘天寿在美术学院被挂牌批斗时，他连叹两声‘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便不再言语。”
面对浩劫，马一浮写下诗曰：“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住进医院。楼达人接到汤俶方通知后，忙到医院看望，他回忆：“马老先生又瘦又短，从盖着的被子看，只占了三分之二长的样子。唯有硕大的头更加突出。我知道他没睡着，他一定感到了我俩的到来，但他假眠着，一动不动，脸向着西边。……突然，他蠕动着艰难地转过身，仰躺着。我们一起向他聚拢。汤俶方习惯地将被子拉直，他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我们表示感谢。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合上眼。”
楼达人建议将马一浮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汤俶方将楼的想法告诉马一浮后，“马一浮摇了摇头，很吃力，亦很坚定”。
马镜泉回忆伯父最后的日子：“他发病住在浙江医院。很可怜的，房间很小，六七平方米，只摆了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凳子也没有。我们两个人去，坐都没地方坐。老人家看到我们时说：我现在像木头人一样了。他睡在床上，眼泪慢慢流下来，一直到嘴边。”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评说】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在给廖艺风的信中称赞马道：“女婿马耕馀，勤学可喜，是汪容甫、章实斋一流。”
周恩来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对马一浮颇为推崇：“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腾复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马一浮也是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他孤标独行，卓尔不群，在其一生里，甚至有相当多的时间是身居陋巷，隐匿不出，不与世俗时人交往。”
戴君仁评价老师马一浮说：“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先生。”
徐复观评价马一浮说：“马先生义理精纯，代表着中国活的精神。”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另有刘梦溪、郑新文等认为，马一浮的学问太高深，理解马一浮太困难。甚至强调现今没有人能读懂马一浮，因为马一浮的学问不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能体现的，他的学问更多地是他生命精神的自然流露，而今人根本就无法贴进马一浮的生命精神世界。
七、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致力于佛学、儒学、哲学研究，是新儒家的代表，他的弟子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都是当代大家。〕
〔关键词：狂傲、风度、暴烈、气节、孤冷、真挚、逸闻、知音、治学、问道、灼见、幻灭、传承、敬誉〕
【狂傲】
少时，熊十力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其父兄惊诧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为佛家术语，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名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据其女熊幼光回忆，他于1924年始用“十力”之名，取自佛典中赞诵佛祖释迦牟尼之言。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造”这种说法，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据传熊也曾自称“熊十力菩萨”。
辛亥革命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是年12月，“黄冈四杰”熊十力、吴昆、刘子通、李四光在武昌雄楚楼聚会，庆祝光复。聚会时，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殷海光拜访熊十力，谈及冯友兰、胡適和金岳霖，熊十力并不将三人放在眼里，他说胡適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谈是戏论。听罢此语，早对熊盛气凌人已有所耳闻的殷海光亦极为惊讶。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后，立刻遭到佛教人士，尤其是熊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的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旋即命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书进行系统破斥，称熊“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该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迅速写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熊十力说，《新唯识论》“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他称自己非但不是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
面对老师欧阳竟无的斥责，熊十力坚持己论，他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二人虽交恶，但熊十力对老师的尊重和敬意一如既往，他常说：“宜黄一代大师，气魄甚伟，秋逸为学缜密，素履冲澹。”抗战期间，欧阳竟无病危，熊十力听说后，赶赴在四川江津的内学院探望，希望见老师最后一面。但内学院同人认为老师垂危，怕见面情绪激动受到刺激，未让他与老师做最后的诀别，熊十力深感遗憾。
一次，徐复观和老师熊十力聊天，熊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并懂得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在杭州看到章谈佛学的文章时，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在朋友家中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然后坦然吃下。
有人将自己的文章送给熊十力看，他对来人说：“你拿书给我看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常有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他求得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于报端刊登启事云：“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刊出后，张阅之，不第不以忤，犹曰：“十力真知我也！”每举之以告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接见熊十力，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对毛泽东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致书毛泽东，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并请毛泽东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熊十力担任该会委员，熊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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