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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蔡元培断言：“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一战后，蔡元培发现欧洲思想界开始对自身文化的弱点进行反省，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东方文化，以寻求帮助。他说：“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让北大国学研究所“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1923年，蔡元培在欧洲时谈到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蔡元培告诫留学生：“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逸闻】

幼时，一次蔡元培和堂弟随用人下楼，楼梯很高，蔡自己下不来，仆人让他坐在楼梯上，先将堂弟抱下去，竟忘了上来抱他了。结果蔡便在楼梯上坐了几个小时没有挪窝，既不哭闹，也不叫人来抱。

蔡元培事母至孝，他17岁时，母亲病重，他听说祖母病重时，七叔父曾割下臂上的肉和药，祖母服药而愈，于是效仿叔父，割臂和药为母亲治病。因为母亲的药是他煎的，所以家人并不知道。直到长兄发现他左右手用力不均，才得知此事。但母亲还是于一年后不幸去世。母亲去世后，他坚守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劝阻后，他又于深夜挟枕赴棺侧而眠，兄弟知道后，便设床于停棺之堂，兄弟共宿。丧期满后，兄长为他定亲，虽丧服已除，但母亲还未下葬，他痛哭拒绝。

蔡元培事叔父甚恭，叔父嗜鸦片，某夜，叔父在烟塌上抽着烟便睡着了，蔡在一旁不敢离去。叔父醒来发现他还侍立在旁，才催促他出去。

蔡元培写文章喜欢用古字，多用周秦典故，文章古奥，被吴稚晖称为“怪八股”。蔡参加浙江乡试时，主考官李文田极为赏识蔡的文章，蔡得中举人。第二年，蔡入京参加会试，回去后将所作之文呈老师阅览。李文田看罢直叹蔡糊涂，因为他早提醒过蔡其文章不适宜于科举，无人赏识，没有希望。蔡见老师说他没有希望，认定必名落孙山，便离京南下，不料此科他却高中。因他已离京，未能参加殿试，直到下一科才参加，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但蔡元培自己说，因为当时殿试以字为标准取名次，他自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所以便等下科再补应殿试。

马叙伦记载，蔡元培入翰林，主考官拿到他的试卷，大赞其文章，但对其书法却不敢恭维，称之为“牛鬼蛇神”。而蔡则说，1882年他补应殿试时，据说其文章深受汪柳门（鸣銮）赏识。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蔡便被取为二甲进士，而当时清廷规定，补应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

在欧洲留学时，蔡元培曾与在法国的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华侨居住区开了一家豆腐店，并请来一位华人伙计帮忙做豆腐。店开张后，生意十分红火。法国当局为此还专门将豆腐拿去化验。经过化验发现豆制品营养丰富，对人体有益，于是连法国人也来光顾。但据蔡元培自述，该豆腐公司为李石曾所办，销路并不好，到“一战”期间，以豆腐干、豆制饼干充军粮，销量才增加，但终不能维持，最后停办。

包天笑记载，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三人到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三人到京后便去见袁世凯。袁不愿离京，便暗中策动士兵骚乱，流弹从窗户飞进设在法政学校的招待所内，打中了墙上挂的画。三人怕士兵冲进来，便决定跳墙避走。墙外恰好是冯耿光的家，冯不在家，冯母得知是南京来的专使后，命下人好生招待，天亮后将他们送回宾馆。之后，袁将天津、保定兵变的电报示于三人，兵变的口号为：“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去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三人无奈，只得打道回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困难重重。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到南京见孙中山，他问孙：“教育部何处办公？”孙答：“须总长自己寻觅。”而此时有限的几处旧官署早为其他部门占用，蔡只好走街串巷自寻办公场所。后幸得马相伯相助，借给蔡几间空屋，他才有了办公的地方，开始招贤纳士。最初，教育部人手不够，蔡须事事亲力亲为，连去总统府取印章，也是他自己挟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乘人力车去总统府领回了大印。

姜泣群在《朝野新谭》中回忆蔡元培：“然先生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故谋事往往多失败。又尝告余曰：‘吾人适于治学，不适于办事。我不负人，人或负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

1919年10月，辞职的蔡元培重回北大，当时北大师生自发捐款几百元，购买了几万个馒头，在上面用红戳子盖上“劳工神圣”等字样，由北大学生在蔡回校之日分发给北京市民。

张申府回忆，蔡元培的讲演，“高低抑扬，清楚有条理，凡曾听过的人都感到可佩”。一次在李大钊组织的讲演会中，蔡与陈独秀、章士钊、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同台讲演，但“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

但陈源却认为“蔡先生不能说是以为雄辩家”。陈曾在上海张园听蔡讲演，他“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质朴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

1924年，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餐桌上放着筷子和汤勺，说道：“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陈西滢回忆，蔡元培在伦敦时，应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怀拉斯之请到其家中做客，陈与徐志摩陪同。开始，陈、徐二人担任他们的翻译。当徐志摩说起蔡曾在法国寓居，能说法语时，怀拉斯夫人与女儿高兴地用法语对蔡聊了起来，蔡登时不能对答。陈西滢为了解围，只好说蔡在法国足不出户，求学是在德国，德文比较好。怀夫人、小姐听罢，因不能说德语，只好打住。怀拉斯一听便乐了，说自己到过德国，能说几句德语，于是他与蔡用二人都不十分熟悉的德语交谈了几句，最后还是无奈地对陈、徐二人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陈西滢与徐志摩陪同蔡元培参观油画院，看到了约翰逊博士的油画像，徐、陈二人便说其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吴稚晖。于是参观完毕后，蔡元培买了几张油画，并对二人笑着说道：“英国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此次蔡元培到欧洲考察，陈西滢才与蔡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蔡、陈相处时，总有第三人在场。一日晚间在旅馆，大家都出去了，只剩下他们二人，蔡便陪着他恭恭敬敬地坐着。陈谈起了几个话题，但蔡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二人无话可说，只能相对呆坐。当时陈与蔡并不很熟悉，觉得很是害羞，心中着急，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二人枯坐半个多小时，陈只觉得如几个钟头那样漫长。幸好有人回来，才解了围。

林语堂回忆，伦敦举行伯林敦中国名画展览，派代表来上海监选故宫博物院名画，代表之一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蔡元培也参与其事。一行人浏览时，伯氏滔滔不绝地对名画进行评价，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迹，墨色如何，印章如何等等。蔡不做评论，只是客气地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打住了，若有所觉。林语堂讽刺道：“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国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

年轻时，蔡元培亦有豪放的一面。1897年，蔡元培因痛感清政府无能，常与同僚友人同饮，经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大骂同座。

蔡元培嗜酒，他说：“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他就餐时，常只喝酒不吃饭。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不吃饭，吃菜极少，但桌上必定一暖壶酒，大约四两，一人自斟自酌。喝完酒，接着吃几块面包了事。

陈西滢回忆，他与蔡元培同乘火车从南京北上，朱家骅特地送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让蔡在火车上饮用，结果途中蔡将酒全部喝完。

蔡元培每日早晚两餐必先喝酒。1935年大病前，他每餐必饮绍兴老酒一斤。病后医嘱禁酒，才减至四两，后逐渐又增加到半斤。居香港时，因夫人嘱咐，照顾其生活的王云五每日只让他喝一大玻璃杯绍酒。夫人周峻到港后，每日只让其饮半杯。后因无处购买绍兴酒，改为每餐喝白兰地一小杯。

蔡元培子女甚多，一年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说：“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蔡满面春风，笑答：“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设宴款待同学，并邀请蔡元培参加，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萧劳记载，罗家伦曾给校长蔡元培写信，央蔡将女儿许配给自己。蔡复信一封，大意为：“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此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1927年，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北伐军何应钦部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向二人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顾问的名片上写着中文名字“蔡列班诺夫”，便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一生与广东人结缘，他一生的生死荣辱均与广东人有关。蔡十七岁中秀才，当时的学台潘衍桐为广东人；二十三岁中举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