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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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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见到任何好书，便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
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適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币上有“PTT”三个字母，正好是怕太太的谐音，胡適便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1961年5月6日，报纸曾发表《胡適之伪装惧内》一文，称“留着冬秀做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適见后哈哈大笑，对胡颂平说：“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婚恋】
胡適13岁时，母亲冯顺弟为他定下一门亲事，未婚妻叫江冬秀，比胡適大一岁，是徽州望族之女。
胡適并不满意母亲选的未婚妻，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一口回绝。1910年，胡適出国留学，他和江冬秀的婚事便耽搁下了。
1916年1月，胡適偶患小恙，躺在床上，颇为清冷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胡適却感动莫名。
胡適回国后，提出要在婚前见江冬秀一面。江家勉强答应了，胡適到江家后，由江冬秀的哥哥陪同前往闺房。胡適刚跨进绣阁，江冬秀便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舅母上前要去撩床帐，胡適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適虽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婚夫，心中煞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胡適见到新人没有，胡適笑着说：“见了，很好。”
1917年冬，二十七岁的胡適终于奉母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適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適为自己的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胡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江冬秀性格泼辣，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江冬秀说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江径直把梁夫人接到家中，为她出谋划策，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梁实秋败诉，一时传闻沸沸扬扬，颜面尽失。
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適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投徐志摩怀抱的。后来胡適又尽力促成徐、陆婚事，江冬秀对此极为恼怒，少不了责骂胡適。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江冬秀当面用粗话大骂新月众人，又道：“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好胡適从楼上走下来，对夫人说：“你又在乱说了。”江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適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后来胡適对叶公超解释道：“这几个月之内我们没办法，像我太太这种人，我只能跟她同桌子吃饭，别的话我不能讲，她这个脑筋跟我们都不同。”
许多人都认为在这桩婚姻中，江冬秀占了大便宜。李敖曾说：“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適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適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適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適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夏志清在为唐德刚的《胡適杂忆》作序时，也为胡適扼腕叹息，他认为江冬秀“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江热衷于打麻将，夏总是认为，江对不起胡適。
然而，在更多人看来，江冬秀虽没有文化，却是个称职的妻子。虽然她曾因胡適的婚外情大闹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忍耐。一次胡適住院，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適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她懂得如何与出版社交涉，催要稿费。她支持胡適的事业，理解胡適的宽容和慷慨。她包办了家中大小事务，知道如何照顾胡適，不让胡適太过拼命工作。1918年，江冬秀到北京照顾胡適的生活起居，胡適的生活从此规律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他奉了母命，不许我晚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胡適的父兄子侄寿数都不长，胡適却享年71岁，不能不说是江冬秀的功劳。
江冬秀从不逼迫丈夫做官，甚至不愿意丈夫做官，胡適曾在家书中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胡適出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写信“痛责”胡適。胡適复函安慰说：“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她在报纸上看到胡適在美国心脏病发的消息后，不征得胡適同意，直接托张慰慈拍电报给翁文灏，请张向国民党政府汇报，准许胡適辞去大使职务。此后，对于胡適任北大校长，江冬秀虽未阻拦，但亦表示不赞成。
罗尔纲则说：“我处胡家五年，……假如适之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条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在上海多年穿的外衣，他把适之师穿的皮袄给我穿。”罗还回忆，吴晗去云南大学任教前，曾向江冬秀借300元，100元自用，200元留给在北平的妻子。江冬秀听后二话不说便取出300元交给吴说：“我送给你。”
抗战时期，胡適赴美后，江冬秀依旧给胡適家乡的学堂捐款，救济家乡生活困难的人。胡適写信给妻子表示“十分感激”。
唐德刚亦说：“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他认为，江冬秀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可寻常的例外”，而胡適则是“‘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1950年，江冬秀到美国与胡適同住，两人请不起用人，只能自己做家务，一位拜访过胡適的客人回忆：“夫人打扫厨房，先生便净桌放筷，饭后把饭菜撤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事必躬亲。夫人送茶给客人，带来一杯给先生，他便连声道谢‘磕头磕头’，而且不是虚谎，真的欠起身来。在同客人的谈话中间，偶有触发便告个罪，走进厨房把客人的来由和有趣的谈话相告细君。”
何炳棣回忆，50年代，他在胡適的领带下端发现一个小拉链，拉开是个暗袋，内藏5美元。胡適解释说，这是江冬秀为他藏的，因为即使出门被人抢劫了，旧领带也不会丢失，他可以用5美元搭车回家。
对于质疑的声音，胡適的回答是：“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鞋子合不合适。”晚年胡適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高梦旦曾邀胡適到消闲别墅聚餐。席间二人谈及胡適的婚事，高赞扬道：“许多旧人都称赞你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我敬重你，这也是一个原因。”胡適反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高回答：“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適坦诚：“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无论如何，江冬秀伴随胡適走完了他的一生，胡適亦对她不离不弃，有人曾戏言：“胡適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適认识了韦莲司，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的女儿，比胡適大六岁。胡適被韦氏洒脱性格所打动，据胡適日记记载，她“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怪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
与韦氏的交往，也让胡適受益匪浅，他曾致函韦莲司说：“在我们的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而胡適也在日记中说：“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一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
1927年，分别10年的胡適和韦莲司再见面时，他们已人到中年。虽然这十年间，他们一直有书信来往，但依旧感慨万分。胡適于这年韦莲司生日前写信给她说：“我是十三年以前知道你的生日的，从此，一直不曾忘记过。”
韦莲司写给胡適的情书中，满是火一样的炽热：“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適……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韦莲司在得知胡適和曹诚英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適照顾去康奈尔大学深造的曹诚英。1962年，胡適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適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一生未嫁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適的书信和稿件。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胡適与陈相识于留学美国期间。
早在1915年梅光迪等人与胡適的“文学韦莲司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便支持胡適的主张。胡適说：“莎菲……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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