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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回忆，中国历史博物馆初建时，因为管理不善，竟将国宝商鞅铜量遗失了。公安部建议收集干部指纹，沈从文拒不按手印，馆内人员一再动员，最后才摁了手印结案。后来这件宝贝在陈列柜下面找到了，大家才免了“盗宝之嫌”。

黄永玉回忆，“大鸣大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开了一份向在京知名人士约稿或座谈的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沈从文与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挨着，沈看后大发雷霆，觉得他怎么能和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于是拒绝在那张名单上签字。后来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学生将他的名字和陈慎言、小翠花写在一张介绍信中，给他一种“痛苦的压力”。

钱锺书对黄永玉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付梓时，历史博物馆听到消息后，说这部书主要是历史博物馆搞的，馆中许多人都参加了工作，所以算他们的集体成果，要四个人共同署名。沈听后大怒，说：“你们要署名，那我就不署了，你们署好了！馆中有的人只想把我挤开，成绩属于某官所有！”当时沈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不答应，此事才作罢。

因为我国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此书准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外商的条件非常苛刻。沈从文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最终，此书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方才同意。

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边城》改编的电影《翠翠》，沈从文发现他们随意改编作品，加上“阶级斗争”、“国民党征兵”等内容，很是生气，退回了电影制片厂寄来的“改编费”，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拍摄要求。

1985年，沈从文在美国的朋友给他寄来三册台湾“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文物图录，沈从文打开邮包，发现这三册书都被毁坏。沈很生气，马上致信全国政协，用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要求查清事实真相，问海关为何要损坏他的图书。但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轻辱】

在湖南当兵时，一次，沈从文在城墙上闲逛，几个女孩子看见他，马上防备地叫喊道：“有兵有兵！”他觉得很惭愧，假装伏在城堞缺口处看远处风景，让这几个女孩从身后走过去，心里却觉得颇委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读书人，和别的兵不同。回到部中后，他便愈加发奋练字，一写就是半天。

到北京后，沈从文不断向北京的各大报纸杂志投稿。他听说，一次《晨报副镌》的编辑会议上，有人将他的十几篇文章粘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将文章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1925年，丁玲因生活困窘，上学无望，写信向鲁迅求援。鲁迅不知是否有丁玲其人，便托几个熟人打听。孙伏园对鲁迅说，周作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的笔名，沈曾将稿子给周作人看，周记得他的字迹）。鲁迅便以为是沈从文假扮女人和他开玩笑。之后不久，胡也频去看望鲁迅，递进去的名片是“丁玲的弟弟”，鲁迅很生气，大声对递名片进来的用人说：“我不在家！”胡只好离开。日后，荆有麟对鲁迅说明确有丁玲其人，误会才解开了。

香山慈幼院的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曾留学日本，日伪时期任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极为势利，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其为人，沈从文撰写《第二个狒狒》一文，对其进行嘲讽。文章见报后，肖找来沈，训斥一番，并用手杖指着沈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你这鞋子……”沈说：“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于是，肖的手杖第二次敲到沈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沈顿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

事后，沈从文又写下了小说《棉鞋》。小说发表后，沈、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肖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虽然院长熊希龄并没打算处置沈，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无法忍受肖对他的侮辱，未向任何人告辞，带着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

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受到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他。“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月薪360元。实际上，沈的薪水并不高，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比沈晚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只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还比沈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晋升教授后月薪是430元。沈从文的薪水实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锺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锺书的中篇小说《猫》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钱写道：“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梁实秋写道：“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

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写道，刘对擦肩而过的沈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1983年，年逾八十的朱光潜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称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只有沈从文和老舍。此文引发一场风波，朱被批评是“无视这些作家（按：指沈从文、徐志摩）思想上的明显弱点或错误”、“夸大他们艺术成就”，随后又说他的这种论调是“精神污染”、“不良的倾向”。最后，朱光潜不得不连续做了两次“检讨”，才算了事。

【恐惧】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成对峙之势。国民党通知在北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通知之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后登门，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最后，他为了家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马逢华回忆：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忽然又热闹起来，几份壁报集中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其中一份将郭沫若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去北大看热闹，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感觉压抑，认为有人要迫害他，总觉得受到了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将声音压得很低，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从文，信中画了一个枪弹，称：“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不知会面临怎样的祸事，将一部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学，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1949年到来之际，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异常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3月的一天，沈龙朱突然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用一把保险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颈部的动脉，并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从沈所在的房间外走过，听见有呻吟声，破门而入，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到了安定医院。沈被抢救醒来后，竟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并且叮嘱张兆和请汤用彤设法救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恐惧无法理解，只能给沈的兄姐写信，询问沈家祖辈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给医生提供参考。

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的吴晗被请来为沈从文解决问题。沈向吴提出要去磁县烧窑，吴很是为难。此时的沈从文，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他自问：“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4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党组负责人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沈从文在日记中感叹道：“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胞弟沈岳荃被枪决一事对沈从文打击亦不小。沈岳荃是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也是一位抗战英雄。抗战胜利后，沈岳荃不甘在南京国防部做空头中将，决定卸甲归田，回凤凰租下一处小院，种花养草，闲来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还为劝说龙云飞投诚去做了几回说客。

镇反运动中，沈岳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到了河边。他在河滩的青草地上给自己铺上一条旧军毯子，轻轻叹了口气说，“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然后指住自己的脑门说，“……打这儿吧……！”沈的枪法曾是出了名的好，能将二三十根香点在墙根，用驳壳枪一枪一根地把它们灭掉。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从来没想到最后一次指点会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1958年，沈岳荃的遗孤、女儿沈朝慧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沈从文。“文革”开始后，做为“黑五类”，沈朝慧被勒令返回湘西，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

32年后的1984年，沈岳荃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500元人民币，加起义人员名义的追认，以及妻子的县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