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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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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实，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作出的上述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说到这里，他指着学生陈龙章，并代替陈回答道：“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时，金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
一次，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逻辑学很枯燥，金岳霖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一门选修课程“符号逻辑”，许多人都听不懂，如同听天书，因而选修的人极少，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但王浩却是例外，上课时，金岳霖经常讲着讲着，便停下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殷海光曾选修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却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殷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而另一位同学则偏爱黑格尔的哲学，期末，二人就各自喜欢的领域分别写了读书报告交给金。成绩下来后，殷发现自己的分数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位同学。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金岳霖，金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觉得，金岳霖的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金岳霖上课常提问，因没有学生名册，不知道学生的名字，于是有时他一上课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那时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的穿法在联大女生中颇为流行，穿其他颜色毛衣的较少）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岳霖很注意地听着，等回答完了，他说：“yes！请坐！”
金岳霖曾为他的研究生冯契单独开课，他让冯每周六到他的住处去读书。开始读休谟的《Treatise》时，因为只有一本书，便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岳霖半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他突然说：“打住。”然后开始提问。面对金的提问，冯往往如忽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此时，金便详细地从各个方面为他讲述、解析、探讨，不一定得出结论，但将问题引向深入。金岳霖对休谟的书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记得。他常对冯说：“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王雨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在清华开知识论课程，他坐在椅子上讲，让学生们自由讨论，他边讲边提问，课堂上师生之间不时展开热烈的争论，当听不清楚发言时，他便将右手举在耳边以示用心去听，听到高兴时，他会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哎”一声，用手一压，以示兴奋。
我国逻辑学教材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金岳霖60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以此书为蓝本的其他逻辑类教材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思省】
1922年，留学欧洲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即“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殷海光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地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思维方面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吴宓将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刊载于报章，金岳霖曾对他进行规劝。金岳霖晚年回忆：“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金岳霖晚年思省：“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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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金岳霖字龙荪，生于1895年七夕，据其侄儿回忆，金父七夕之日从外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得知其夫人正要分娩，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
少时，金岳霖对衣服很是挑剔。他喜欢花衣，即一种上面有蟠龙、下面有海水江崖图案、前后左右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有一次母亲带金岳霖出门做客，让他穿着绿袍红马褂，金岳霖死活不肯，一向对母亲很顺从的他为此和母亲闹了一场。
金岳霖觉得，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前来参观，胡美问金伙食如何，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金岳霖被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岳霖在回家途中遇到房东古德太太。房东太太发现金的脸色不是很好，便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金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鹅湖边绕湖而走，这下吓坏了古德太太，以为他欲寻短见，忙紧跟其后，还找人帮忙，劝他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赵元任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向他们借钱，杨以为他生活困难，便借给他30元，并打算等自己的钱汇到后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玩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多玩几天。
1924年，金岳霖写信向国内的徐志摩借钱，说若再没钱，他就要跳河了。当时的徐志摩正因为向林徽因求爱被拒而苦闷，他复信说：“不仅你在法国要跳河，我在中国都要跳海了……我们彼此都应互相祝贺，因为你没跳河，我也没跳海，我们都还活着。”
为追求林徽因，徐志摩欲与时已怀孕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但无论徐如何坚持，张就是不愿离婚，徐颇为苦恼。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朋友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徐志摩向朋友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徐又问找谁做替人好。大家都说徐的好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未结婚，最好徐将张幼仪移交给金。不料金岳霖也在此处吃饭，与徐等人仅一道屏风之隔。金听闻后，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招呼“嘿”，满座为之大惊。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一起办《哲学评论》，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此事要求他们回话。当时众人决定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麟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金岳霖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虽不赞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捺不住，两三次准备站起发言，都被金揪住了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就此事向沈有鼎道歉。
但据任继愈回忆，金岳霖曾对他们说，沈有鼎第一次站起来想要发言时，被金拉住了，第二次，沈乘金不备，猛然站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但沈并没有讲他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未来的新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
长沙临大分配宿舍时，大家觉得金岳霖比较洋派，便让他和英国教授燕卜荪同居一室。金岳霖每次一进宿舍，就闻见一股臭味，时间一长，臭味越来越大。后来，金岳霖实在不堪其臭，等燕卜荪出门后，往燕的床底下一看，全是臭袜子。原来燕卜荪从不洗袜子，每次换下来后便扔到床底下，于是臭袜子越堆越多，故而臭气熏天。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在金家聚会，他们称之为“星六聚会”。“星六聚会”客人极多，五花八门，陈岱孙回忆，常客为学界中人，多为北大、清华、燕京的同人，也有金的学生们；学界中人也偶尔有外籍学人，如哈佛大学的校长坎南，由女儿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也有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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