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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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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搞掉这架飞机最好了，可机场戒备森严，对飞机这东西什么脾性也不晓得，难以下手。
轻车熟路的第一仗，是在大青沟通往驼腰子的路上伏击给金矿运给养的车队，枪一响押车的敌人就跑了。只有三马车吃穿用物，官兵们觉得不过瘾，日伪当局可不这么看。这出金子的地方，大小也是“满洲国”的一个钱袋子，出事儿还了得吗？依桦勃三县敌人立即赶来“讨伐”。季青带着8团迎着敌人转移，看着敌人乘车的、步行的，一队队从山下过去，官兵们都说主任这一招儿挺灵。
3师交通员在山里救了个快饿死的人，一口天津腔。日本人在天津招了800多劳工，闷罐车拉到虎林县黑咀子打山洞，吃“满洲馒头”，干牛马活，已经死了200多人，逃出来的，人生地不熟，有的又被抓回去了，有的在山里迷路饿死了，或者被野兽吃了。
当时，季青并不知道什么“东方马其诺”，但他知道鬼子在虎林中苏边境地区搞军事工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工程，选择这种地方动手，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8月下旬，季青拟定了作战计划，召集5军9团和7军补充团的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抽调30多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9团团长刘学悦为队长。15人为警卫组，到位后展开警戒，撤出时随后掩护。10人为营救组，分头进入工棚宣传，引导工人撤离。5人为突击组，负责砸开仓库，营救组即带工人扛东西，能扛多少扛多少。
一切都像预想的一样。
近400劳工，几乎都上队了。举目无亲，回天津那么容易？想不收留都难。
季青让补充团先挑，随便挑。补充团只挑了几个年轻力壮的，9团一下子扩大3倍多。这在1938年后，简直就是奇迹了。回宝清在山里见到人，一听都是天津腔，就说这么多关里人呀，关里出兵了？
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不分季节连轴转，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二是招降纳叛，进行“谋略讨伐”，像1938年3月，利用汤原县委两个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360多名党员和抗日群众，北满、吉东两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像野副“大讨伐”一样，分区包围，“匪民分离”，把抗联挤压进山林，然后“踩踏”、“梳篦”，穷搜山林，不能打死，也把你饿死、冻死。
伪三江省有十多个县，鬼子4师团也未全部调来，当然需要大量伪军了，其中还有陆续调来的几个团的伪兴安军。
王云庆老人说，兴安军是骑兵，清一色马刀马枪蒙古马，马好骑术也好，正儿八经的骑兵。7军也有骑兵，少数算得上骑兵，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今天有马是骑兵，明天马没了就是步兵。那马大都是拉车种地的马，七长八短，有鞍子没鞍子的，三八枪、连珠枪也不是骑马打仗的家什，反正就是骑着，断粮了还是活给养。兴安军见了我们这样的骑兵就笑，我们就跑，一跑就吃亏。人家人多马也快，你能跑过他吗？后来就不跑了，打。骑兵目标大，好打。咱们下马就灵快了，他们没马就完蛋了，打倒几匹就往回跑了。
单立志老人说，1938年冬天，在宝清县柳条沟，5军3师和我们7军3师，一个师把住一道山梁，派个骑兵排把兴安军一个连引进沟里，100来号人马全打那儿了，一半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有几个战士把俘虏按在雪地上扒裤子，拿着刀，说把这帮畜生劁了，俘虏杀猪似的叫唤。我赶紧制止，师团领导也跑过来，命令把俘虏放了。
老人说，兴安军野蛮，抓住抗联就杀，用马刀砍脑袋，还糟蹋妇女，还问你还杀不杀鞑子了。老百姓听说兴安军来了，大冬天女的抱着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伦春人被收买、欺骗、利用，也打抗联。帮助抗联的也不少，抗联也有鄂伦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虏讲明白，放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了，说抗联不是胡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兴安军打仗，就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曹曙焰老人说，宝清县贾六屯有个郑百家长，原来跟咱们挺好，归屯后不行了。有人局势变了，翻脸不认人，这个人心里还向着咱们，就是胆小。地下关系找到他，软硬兼施，他答应给弄几担包米。“围子”不大，对上暗号，连长带几个人先进去摸摸情况，我带人在壕沟外等着。那天晚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约莫半袋烟工夫也进去了。郑百家长院门半开着，黑灯瞎火，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连长他们走错了地方，也多亏走错了地方，敌人已经把郑百家长一家人看了起来，张网等上了。周围都是枪口，敌人想等我们都进去再开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筛子了。这时外边有脚步声，是连长他们找过来了。我转身想把他们迎回去，刚出院门枪响了，连长他们一下子倒下俩，包括连长。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枪封住院门，掩护他们架着伤员往外跑，外边的人也冲进来接应。枪声炒豆似的，子弹悠儿悠儿地在耳边飞。我的公文包，什么时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个眼儿。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死上十几回、几十回都够了，硬是没伤着。好在“围子”门叫咱们控制了。我那匹马被打死了。一个任班长喊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上去抓住马镫子，他伸手拽我上马，一颗子弹从左后肩钻进去，从右肩胛骨上边钻出来，把我撂倒了。他下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给他，让他快走。敌人已经冲出“围子”门了，我还有满满一槽子子弹，一个长射把敌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来，再一个点射把他们按那儿。子弹打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树棵子里，还真就躲过去了。
王云庆老人说，1938年夏天，在虎林县五甲，我跟指导员魏风关筹粮，叫警察狗子堵在个窝棚里。机关枪架在树棵子里，也就20来米远。他说你冲，我掩护，我说你冲，我掩护。他急眼了，说小屁孩，你敢抗拒命令？两颗手榴弹，他那颗响了，我那颗也出手了。我冲出来了，他没出来。他要把那颗手榴弹给自己留着，也不一定能死呀？
老人说，吉东管打仗叫“活动活动”，北满叫“搞影响”。那时不“活动”不行，没“影响”不说，也没吃的。那时打仗，差不多都跟粮食有关。饭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儿，那个香啊，可吃着吃着，泪水就下来了。
1937年3月，通（化）辑（安）铁路通化至老岭段开始动工。通辑铁路修好后，北接吉（林）海（龙）铁路，南连纵贯朝鲜半岛的平壤至满铺的铁路，这样除了安（东）奉（天）铁路外，就有了第二条从东北经朝鲜到日本的通道，“满洲国”与日本自然就绑得更紧了。
1938年3月13日黄昏，杨靖宇指挥1军500多人，分头袭击老岭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事前派官兵扮劳工混入工地，打响后一起动手，担任警戒的日伪军招架不住，逃进隧道。此战毙伤俘敌10余人，除将粮食、弹药运走外，有关工程设施、设备、材料大都焚毁，停工两个多月。
6月19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队和2师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时袭击通辑铁路的阳岔工程分区等多处工地，毙伤俘敌近百人，焚毁各种设施、设备、材料，使敌直接损失达20万日元，哀叹“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又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据伪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统计，哈尔滨铁路局管内铁路，1935年前9个月间，被“袭击车站、列车、汽车”15次，“阻碍运营、破坏线路设备”49次，“工作人员的死伤被绑架”24次，“和其他合计”126次，差不多两天即被袭击一次。
以上主要发生在（哈尔）滨绥（芬河）、拉（法）（哈尔）滨两条铁路线，主要为3军哈东时期所为。而从成高子颠覆军列开始，铁路就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抗联各军师团少有没袭击过铁路的，有的则将其视为家常便饭，成了拿手好戏。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40年，2军总部警卫队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说是“队长姜信一”）率领下，“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毁图佳线（图们—佳木斯）铁桥（虎林—佛岭间铁桥）。（2）八月二十五日炸毁图佳线铁桥（追分—弥荣间）。（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毁图佳线铁路（追分—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
就算最后把抗联逼入苏联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的“集团部落”，又耗费了日伪当局多少财力、物力，又是一种怎样的牵绊？
“凯歌之声”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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