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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他的土地、生意，算计如何扩展他的财产、家业，也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儿子去跟日本人打仗，但他心里肯定会向着大刀会那样的抗日队伍的。

“九一八”事变前，许多好像从未想过自己是个中国人，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和自己有何相干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中国起来了。

日本人来了，各地军阀、官僚的权力和威风没了，他们会欢迎侵略者？一些地主跑到有日军驻守的城里，也不是去当汉奸，而是怕胡子，躲胡子。许多老人说，那时在乡下，谁有意无意说句日本人的好话，可能当场就被大家揍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全民性质的。

王东山是梁锡福的徒弟，梁锡福是东边道（道为行政区划名，东边道所辖区域20余县，即今吉东南、辽东的大部地区）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刀会领袖、护坛大法师，又是唐聚五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司令。十几万自卫军没有军饷，吃饭穿衣都是问题。唐聚五带头毁家纾难，部下也纷纷效仿。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将自己的存款和面粉公司捐作军资。各地义勇军所到之处，都有地主商绅捐粮捐钱，支援抗战。

黑龙江省士绅梁声德，曾任省议长，在黑龙江颇孚众望。“满洲国”成立时，日伪屡次威逼利诱，要他出任高官，他坚辞不从，命令其子梁振铎参加义勇军。梁振铎被马占山委任为救国义勇军海伦地区司令，率部屡创敌军。

1932年5月，日伪军攻打辽宁新宾县城，民众自卫军想利用天主教堂阻击敌人。女教徒刘桂祯挡在门口，说战争不能拯救人类，你们打打杀杀的，是魔鬼。后来出于“上帝之爱”，收留救治一些伤员。城破，敌人搜捕毒打教徒，罪名是“通匪”。伪县长张耀东带人搜查教堂，放出狼狗，把地下室的十几个伤员都咬死了。刘桂祯带领一些男女教徒，出城找到自卫军，成立个“上帝保卫连”。连长刘桂祯率领清一色天主教徒的官兵宣誓：为了驱逐魔鬼，我们愿与魔鬼同下地狱！

后来，唐聚五给“上帝保卫连”送面旗帜，上书“中华保卫连”。

只要抗日，唐聚五什么人都要，包括胡子。

威震东满、吉东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说过这样的大实话：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罗登贤不会说这话，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义勇军中不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司令包景华，家是大地主，原为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因参加改组派，且是首领，被撤职，回家乡柳河县办学。“九一八”事变后，随唐聚五举旗抗日。9路军有20多个共产党员，包景华对其印象颇佳。一次见到清源县委书记柳大目，两个人唠得投机。柳大目说：过去咱们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包景华连连点头，说共产党有眼力。又道：将来打走日本子，共产党得了天下，能让我当个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说：你就不想多为国家做点儿事吗？

北方会议后，将来那“自由百姓”先别说了，眼下这包景华就不行了。满洲省委巡视员到海龙巡视工作，命令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

笔者家乡有个著名的胡子头叫黄锡山，人称“黄四懒王”，据说是黄天霸的后代。黄家几代都是胡子专业户，姑娘、媳妇玩枪比干针线活还利索。说不清什么原因，黄锡山和邓铁梅两家是世仇。1914年邓家连续两次被黄家烧杀，包括邓铁梅的父亲，邓家惨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在邓铁梅的叔叔邓吉道的说合下，邓铁梅和黄锡山这对杀父血仇的冤家对头，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联手抗日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的祖辈和像他们一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肯定没听过这话，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华讲的“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他们肯定一听就明白，不听也明白。

就怎么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这等人物，竟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当时想抗战也不可能，因为国民党要“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不得共产党。

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多么饱暖的有产阶级，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难道这还不特殊吗？特殊情况不就得特殊对待吗？

东北人民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样，东北就是落后的。“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满洲省委发表多少宣言、声明，其声音和影响力都是微弱的，因为你力量就那么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认这个账，可他们好像嫌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还要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今天没见过地主的人也说“地主”，那时叫“大户”、“大粮户”、“种粮大户”。在笔者家乡，一些人还管有钱人叫“大肚（音dǔ）子”，管土改斗地主叫“斗‘大肚子’”。无论城里的各种雇工，还是乡下扛活的长短工，对雇主都叫“东家”、“财东家”。农民也不叫自己“农民”，而称“庄稼人”。你说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有人会举例说明有的大户也挺好。就是不怎么样的，俺给他干活，他给俺工钱，不也挺公道吗？更多的人会认命，说人家有钱，那是命好，祖坟风水好，俺就是这扛大活的命。你说他没有阶级觉悟，那“阶级”还没弄明白呢，这“觉悟”又是怎么回事儿？几辈子就这么活下来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弯、费多大劲呀？王德林、唐聚五、郑桂林等人，何以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十几万人马？不就是“反日”两个字吗？“打日本子入队”，“受日贼及走狗气，必须入队抗日才能得好”，“不愿受日本气”。这是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队员调查表》里“政治认识”栏中的文字，那工夫没有比反日再简单、再得人心的了。而当许多有气节的地主和各种有身份的有产阶级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或者亲自组织队伍抗击日寇时，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这叫什么事儿？是在帮谁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凡是用反日的名义，几乎在任何义勇军，甚至所谓‘胡子’中活动都不受阻碍。”

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变那时的东北，共产党人恰好有了自己难得的领袖。临危受命的罗登贤，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国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英明、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侵略者，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这次，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被撤职调离东北的罗登贤，1933年3月28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任上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没人知道，曾誓言不驱逐日寇绝不离开东北的罗登贤，在不得不离开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时，会是一种什么心境。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和笔者一样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罗登贤还活着（如果不被调离东北，他就可能活着），还在东北，还是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抗战之路会顺溜、坦荡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闪电般照亮东北的抗战道路。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不得不从歧途恢复到它原本的路线时，鲜血、生命的代价，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付不起的。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自然环境太恶劣、严酷、苛刻了，几乎不允许犯下任何较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凶险的开头！

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使共产党的东北抗战陷入极大的危机和孤立，于是这原本就多灾多难的征程就越发得多灾多难。

第2章　夺枪

“都学列宁好思想”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