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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文魁-第8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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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进攻鄄城,曹植等挥师来救,旋被团团围困于城中。曹子建困坐愁城,整日饮酒大醉,然后戟指痛骂:“子桓杀我!”最终为其门客、彛鹑送豕鬯保⒏坎芸且阅赏跏Α

至于南线,于禁、夏侯尚先后摧破蒋钦、陈武、朱据等,并王昶所率安丰藩兵,合围曹冲于历阳。其实仗打得不甚漂亮,夏侯尚甚至一度遭到蒋钦的突袭,差点儿连小命都搭进去了。好在反乱各部兵力都极薄弱,多不过数千人而已,又为诸葛亮设谋,使分割包围,遂被逐一剿灭——蒋钦、陈武奋战而死,朱据被俘,押赴洛阳斩首。

曹冲见事不协,一度想要突出历阳城,从牛渚渡江逃往丹扬,然而鲁子敬受命还师,先使丁奉率快舟二十条直下芜湖,正好拦住了曹冲。曹冲渡江不利,被迫退返历阳,眼瞧着被剿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再说曹植既死,鄄城克复,曹植二子——曹苗、曹志——尚在冲龄,即为王观所缚,与曹楷一起送到乐进军中。乐进早就得着了曹洪的关照,说:“彼皆天家骨血,死生唯天子可断,慎勿折辱,使先帝于地下亦不得安寝也。”所以乐文谦好生接待——反正就三个孩子嘛,只要彻底隔离,也不怕他们闹出什么事儿来——也不戴枷,也不上桎,直接推上安车,就派人押送去了洛阳。

曹髦以问群臣,该当如何处置?群臣皆以为谋逆大罪,本当车裂,且夷三族,因为天家骨血,乃可降一等裁断:曹楷就应大辟,曹苗、曹志应当瘐死——横死狱中,其实是赐其自尽——二王妻妾等,并当入官为奴。

曹髦颔首,便待下旨,突然间是勋在班列中长叹一声,凄然道:“哀哉,人之为人,难矣哉!”曹髦不禁皱眉,就问:“令公何所思而叹耶?”是勋起身拱手,沉着应答:“臣因思人生在世,抉择实多,未识当从圣人之教耶,当从律法所限耶?故此而叹。”

曹髦说这还用想吗?“圣人传天道于君,君乃制国法于时,法若不合圣人之言,乃当权也。若法刻细,不通情理,则与秦政何异?”

是勋说那就是喽——“三族之诛,周礼所无,肇始于秦,为商鞅设连坐之法,一人触律,家族亲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志之罪,在未能发其亲过,并出告也。然且不论彼尚年幼,未识善恶,即成年矣,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即刑之,是违圣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当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谬欤?”

《论语》中有记载,叶公曾经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的家乡有个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面指证了老爹。然而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家乡的所谓正直,与你们不同,要父亲帮助儿子遮掩过错,儿子帮助父亲遮掩过错,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勋说了,如今曹苗、曹志之罪,是因为没有告发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们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说这俩孩子年纪都小,压根儿不懂得好赖,就算他们已经成年了,若从圣人之言,就该为父亲隐瞒罪过啊。那么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听从圣人的教诲呢?还是应该遵从法律的约束?当法律和孝道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何去何从?

其实是勋挺不赞成孔子那番话的,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这种“情大于法”的思想泛滥所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孔子有其时代局限性,他那会儿一心恢复周代贵族社会,用礼来约束贵族,用法来制约“小人”,当然不愿意法制渗透入社会各阶层,进而判断所有案件。法家就当这种话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虑案件实情,只知道机械执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令人齿冷。

汉因秦法,只是删其繁琐罢了,基本上还是秦朝那一套。其后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带入了司法过程,但并没有据此彻底修订法律法规,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断狱”——以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在具体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机械的法律条文。

是勋的灵魂来自后世,法律观念比这年月绝大多数儒生都要鲜明,本不愿以情坏法——即便那是恶法,也应当先尝试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坏——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亲戚连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摆在面前,几个孩子有多大罪过,竟要受连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着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刻意要为曹苗等人脱罪……

第十七章、延年按剑

是勋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大违儒家“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连坐”原则,但请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不当诛杀。

其二,曹楷年纪还小,曹苗、曹志亦然,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汉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谥,每加‘孝’字也。然孝本为仁之体,以仁心待亲,是谓孝矣;仁为孝之延,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当以仁治天下,推爱心,广恕道,自然黎庶安乐,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闻言不禁点头,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贬为庶民,暂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从子而居,无子者没为官奴,罚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谋逆,其人虽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国。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出继为彰子,仍守任城国。

是勋随即请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设,汉因陈之,本不合乎当世,先帝在时,即每欲删改之,以成《魏律》……”曹髦点点头:“此中书之事也。令公可自为之,奏朕颁行。”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

是勋闻言,略略一愣,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事烦人少,请求陛下允准。扩大办事机构,增添办事人员。

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名为中书令,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右仆射郑浑处理;实际上,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只负首相之责。

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衙门小。总共才一百来号人——不象尚书台,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挥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刘先、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魏律》,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

曹髦闻言,双眉微蹙。沉吟不语。

为什么沉吟不语呢?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首先是经学方面。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传统士大夫,尚清谈超过实务,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当今。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

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为国,先帝亦尝赞叹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乃为国事,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岂不忠欤?而放太甲桐宫;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岂不忠欤?乃废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见是令公,独无此憾耶?”

曹髦闻言,不禁沉吟不语,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古来贤君处上,群臣各安其职,国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执一辞,党同伐异,社稷陵替。齐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亚卿尔,高、国世臣,不能侔桓公;晋文统群贤而治,至晋襄乃命六卿,彼此倾轧,晋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壮而枝叶繁茂,历秋冬而可不死;若强枝弱干,必败无疑……”

倘若是勋在此,当场就会啐将过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这儿胡沁哪,还是成心歪曲事实?哦,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自然国家安泰,一旦颠倒,国家必亡?那伊尹辅殷、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即以齐桓事论,管仲名为亚卿,其实相也,上卿高、国能压制得住他吗?再说晋事,公室衰颓、卿大夫掌控国柄,在当时本为常态,乃分封之过,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

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也并非扯谎,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勋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才能够稳定国家,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

崔季珪以史为证,一步步说到了汉初:“汉之肇建,萧、张、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与之共治。逮之汉武,初设内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权,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汉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显爵、高位、实权以酬功臣,然不可为万世法也,陛下当渐收权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混乱社稷以媚功臣,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子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出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高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套。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高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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