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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不明，说不定崔琰尚有隐藏的党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阳的群臣都绑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历史上曹爽的势力庞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场“高陵之变”，砍自己的脑袋，或者起码把自己一抹到底吗？

搞政变，光捏着一个尚未亲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当初后汉宦官们搞政变，也得以尚书之诏唤来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张奂统率五营士，才能对付得了大将军窦武。再说曹爽吧，桓范劝曹爽护驾前往许昌，召外兵以敌司马，前提就是他取来了大司农印信，方便调派物资，而曹爽手里有大将军印信，能够调动兵马。圣旨不是万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许愿，若无中央各部门担保、背书，都未必能够调得动一兵一卒。

所以说，曹髦玩这场“调虎离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儿来？直接罢免自己的相位？若无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无论自己在不在洛阳，结果那都一样——办不成。估计也就利用刘先那类货色无担当的特性，强行通过某些对内廷有利的诏书，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这么一想，心情当即放松下来。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关之大事，要么桓元则根本就递不出密信来，要么密信上就不仅仅四个字啦——他起码得提醒自己，是该逃啊还是该起而一搏啊……

不过桓范递信过来的时候，还只是曹髦动手的第一天，具体他们会玩儿出什么花活儿来，桓元则不在中书，暂时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与是勋类似，觉得此虽危机，还不到塌天翻地，必须即刻做出应对的地步。尤其是勋受命祭扫高陵，若因此而举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当的事情来，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勋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刚去位，便即单人独骑策马离了洛阳，前赴高陵来哭陵……

第二十五章、初步较量

辛毗哭陵，百僚皆惊，纷纷跑来询问缘由。辛佐治却抹一把眼泪，先求见是勋，把曹髦突然间下诏使秘书、门下参掌相事，并且罢免了自己御史中丞职务的消息，合盘托出——至于其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辛佐治并不清楚，但大面上也可以猜得着。

他见是勋，并不仅仅为了报信，同时也提醒是勋，慎勿轻举妄动。辛毗说了：“此必崔季珪为主上谋也。然季珪止书生耳……”

崔琰和曹髦都太过心急了，如此行事必然招致朝中群臣的普遍恶感。其实目前政局还算稳定，外朝势力虽然庞大，是勋威望虽然很高，但还不至于彻底拧成一个同进共退的整体，有大把的破绽可以抓。他崔季珪只要利用内廷的话语权时不时地旁敲侧击，打击和分化外朝势力，待到曹髦亲政以后，天子权威日炽，或可不耍阴谋诡计即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也。

就好比两军相争，一军势强，但缺乏威望足够的统帅，却采取联席会议制，而且还三天两头地易将；另一军势弱，但很快便会有一名虽未必有能，却众望所归，可令行禁止的统帅坐镇。倘若仓促对垒，则势强之军必然获胜，但若长期对峙，强弱之势却可能逐渐扭转。

终究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天然的权威，而是勋也未必能够终身踞于中书令的高位之上。是勋不是霍光，不是王莽，外朝的特性就注定了他除非真正军政大权一把抓。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否则为相五年、十年也就到头啦。不可能不给别人挪位子。而若是内廷掌权，则以后汉例，外戚可以长期作为皇帝的代言人以大将军而录尚书事，除非再出一个外戚集团与之相争（或者皇帝执意收权），理论上是无可撼动的。外朝的官僚集团则不同，倘若缺乏了流动性，要么死水一潭，更大可能性是分崩离析。

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就好比后来袁光头欲图称帝，结果遭到北洋上下一致反对。为什么呢？即便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终究不能传子，等老袁一死，什么段、冯、张、曹等等便都有机会，可若改成帝制，哪还有他们什么念想啊？所以即便是勋名望再高，他也休想当一辈子的首相，永远不挪窝——再说了，是勋尚在壮年。那谁能够等得起？

所以时间绝对对皇权有利，曹髦想收权入内廷。只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胜算还是相当大的。如今他们急火攻心，仓促政变，反倒会把原本散碎的外朝人心都凝聚在一起，合力与内廷相抗衡。

所以辛毗提醒是勋，这当口您可不能出昏招，慎勿轻举妄动。如今崔琰那批家伙还动不了您，可要是有什么把柄被他们给揪住了，您一旦去位，外朝就再无合适的领袖啦——“朝廷制度必因此而废，后汉之乱，行将见于今日矣——吾故来哭先帝也。”

但同时辛毗还提醒是勋，崔琰不足论，陈群却是个人物，他一旦还朝，会不会因为感念天恩而彻底被崔琰他们拉拢过去，很不好说——“若陈长文身在外朝，而心向内廷，其势危殆。”是令公你要好生防范。

是勋感念辛毗之言，表示自己会谨慎从事，绝不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自乱阵脚的。随即便约见太宰曹德、尚书令钟繇和御史大夫桓阶，透露了辛毗带来的消息。曹德怒道：“先帝之制，嗣君未亲政而敢擅易之耶？吾当上奏切谏！”钟繇苦笑道：“诏既自中书下，已成定局，恐难变易。”桓阶沉吟半晌，突然开口：“幸得令公执掌中书。”

是勋闻言一愣，但是随即也想明白了。曹操临终之际重分相位，并授五辅政大臣，其中实际掌控外朝的是华歆、王朗，无论能力还是威望都相当有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削弱外朝的实力。曹操应该是恐怕依据新的政治架构，外朝势大，一旦换上个非强力的君主，怕会被彻底架空，故而以此来作为制约和平衡。大概曹操也希望当曹髦亲政以后，可以尝试从外朝收回一部分权柄来——当然啦，曹髦下手如此之快，又如此不计后果，曹操必然是料想不到的。

但是阴差阳错，曹髦受崔琰挑唆所使的一个昏招，竟把是勋推上了首相之位，外朝之势不退反进。这或许是曹髦着急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同时也给外朝增强了反击的力量——倘若换了仍然是华歆或者王朗坐自己这个位子，估计连反击的心思都不会有，遑论举措了。

所以桓伯绪要说：“幸得令公执掌中书。”

是勋想明白了这一点，不禁苦笑摆手：“吾亦无力回天矣……今当如何办？”其实他心里早就谋划了好几条反击的手段，就不知道会得到多少人支持。终究是勋目前只能算是功臣群、国戚群外加官僚群的重要人物而已，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能算板上定钉的领袖，自家横跨三大集团，固然势不可拔，但要想成为三大集团的共主，可以使群臣跟自己共同进退，恐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要是自己拼命往前冲，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跟后面扯后腿，那反击就没有十足的胜算啊。

钟元常长叹一声道：“既受君命，何敢违逆？”曹去疾瞠目道：“此乱政也……”可他终究是个小透明，话才出口就被钟繇给堵回去了：“变更制度，其果未显，何得为乱？”先不说曹髦不可能真正地政归内廷，他大概只是想做个平衡而已，就算他真的彻底剥夺了外朝之权，目前也没有什么不良后果表现出来啊，你怎么敢一口咬定是“乱政”？

“若小人借势胡为，吾等始可拨乱反正。”现在就看崔琰、刘放他们下一步想做些什么啦，若只是为了增强人主的权柄，那咱们真没什么好反对的，若敢打着皇帝的旗号擅权乱政，咱们才能加以反击。

桓阶点头道：“国家初定，朝中不宜动荡，钟公所言是也。”

是勋暗中叹息，嘴上却说：“君等所言，深敷我意。吾当善辅天子，勿使妄用神器……”注目曹德：“此事尚请太宰禀明太皇太后。”

本来后宫不预政事，但小皇帝尚未亲政，卞氏终究是他亲奶奶，开国皇后，事情总须让她知道——再说了，辛佐治搞出那么大动静来，卞氏也不可能闭塞视听，完全不管缘由吧。

桓阶瞟了是勋一眼，缓缓地说道：“君其用急，吾当用缓……然当吾等归京之时，恐又有一事为难……”

什么事情为难呢？果然不出桓伯绪所料，他们才一返回洛阳，中书左仆射刘先和尚书左仆射卫觊就主动递上了辞呈。刘先与是勋共事中书，再加上外甥周不疑乃是勋的门徒，甚至亲自登门来向是勋致歉：“天子妄为，吾不能匡正之，惶愧无地……”我怎么还有脸面继续据此相位呢？

是勋等人怕的就是这点。因为天子对于宰执人选是有直接任免权的，虽然曹髦尚未亲政，在没有合适的理由的前提下，也不大可能罢黜宰相，但一旦有人辞位，再想换谁接任，那就方便他插手啦。于是竭力挽留刘先、卫觊，但二人去意甚坚，连递三回表章，曹髦乐得顺水推舟，自然应允。

随即曹髦就提名以杨修为中书左仆射、刘廙为尚书左仆射。

刘廙字恭嗣，乃西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南阳人，曾仕刘表，后投曹操。当年魏讽谋反，刘恭嗣时为魏国黄门侍郎，其弟刘伟受牵连被杀，若按汉律，刘廙也当连坐。但是曹操说了：“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下令赦免。

刘廙倒不能算是崔琰等人一党，他是著名的儒学之士，又通天文历法，但受宋忠、綦母辏У热擞跋旖仙睿�其观点每与郑门——尤其是流行的郗、是之学——相左，大概因此而曹髦、崔琰觉得此人方便拉拢吧。

诏下中书，是勋老实不客气就给驳了——你当我是刘先吗？皇帝说啥就是啥，连辛毗的气节都比不上？

当然啦，天子有任命宰执的权力，中书封驳，也必须拿出足够的理由来。是勋提出的理由是：刘廙为官资历不够，不可超拔；而至于杨修——“先帝尝使修掌机要，然终以‘前后泄露言教’下狱，若非群臣爱其才而奏请之，几不免死；后先帝虽用杨修，亦不使再预朝政也，则此人不堪为相可知矣。”

曹操当初贬谪杨修，主要的原因是杨修党同曹植，牵扯进了夺嗣之争，并且利用手中的权柄，多次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重罪啊，这类人怎么可能使掌国政呢？难道陛下您认为先帝当初是冤枉了他吗？

崔琰为曹髦行文找理由，双方交锋非止一日，最终只好各自退了一步。刘廙被任命为中书右仆射，郑浑晋位左仆射；原尚书右仆射鲍勋晋位左仆射，门下监刘放转右仆射。至于杨修，曹髦命其接替刘放为门下监——我直接任命内廷门下省的主官，这个不用你中书批准吧。

于是兜兜转转，杨德祖仍然得以门下监的身份，五日一入中书议事，晋升为副相执政。

接着，腊月已终，元旦来到，历史迈进了黄初二年，也就是公元217年，中原大疫……

第二十六章、是郎才尽

黄初二年的春季姗姗来迟，但谁都没有想到，一场恐怖的瘟疫瞬间席卷中原地区，尤其是司隶校尉部和豫、庐、荆三州，官民人等，成千上万地感染了疫病，死亡枕藉——史称“丁酉大疫”。

其实也不能说谁都没有想到，起码是勋对这场瘟疫是一直有所心理准备的，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这场大瘟疫同时酿成了建安文学接近毁灭性的大灾难，所谓“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早已去世外，其余五个——王粲、应�‘、陈琳、刘桢、徐幹——均因疾疫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