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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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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戴笠亲自组织了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和程序进行推敲。有些布置和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可想，戴笠对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视程度。是的，在这个十年中，戴笠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特务处发展成为，触角可以伸向国民党政府的每个角落的庞大的组织。这里面当然有蒋介石的用心，更使戴笠用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当时，任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的毛万里，给庆祝大会送来的对联颇能表达戴笠的心事。该对联的上联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不同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戴笠收到该对联后细读了多遍，在欣赏之后总还觉得缺了点什么。过后，他把上下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家巷”，把“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把“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这样一改，不但把“四？一”两字巧妙地嵌入了对联，还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而且也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于是，该修改后的对联成了庆祝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主联，并悬挂于庆祝大会主席台的两侧，可见戴笠的用心良苦。
四月一日这天，戴笠亲自驾车把蒋介石接到了大会场。
戴笠将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了那幅主对联前。蒋介石下车后就走上了主席台，他是否看清了主席台两侧的主对联，戴笠已来不及去多想。不过，戴笠看的出这天蒋介石的心情很好，因为蒋介石在与数千名军统局的特务人员见面，以及检阅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时全都面带笑容，并还不时地说些勉励的话。应该说，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人，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工、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工为先。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而形成失控的势力。为此，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在军统发展的十年里，戴笠干来干去始终只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军阶也只有少将，而且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才由国民政府给予正式公布。戴笠也是绝对聪明之人，对蒋介石的做法心中有数。但他出于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拥护和忠于蒋介石几乎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戴笠知道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是跳不出蒋介石的手掌的，惟有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被蒋介石重用。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和揣摩至透。例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十只公文箱左右，可见数量之多之滥。但是对戴笠的特工工作，蒋介石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和分化搞垮反蒋派及勾结日伪人员等，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所以，戴笠对凡涉及政治上的事件和话题从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用脑袋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戴笠也只讲“奉谕”两字，究竟奉谁之“谕”，他从来不做解释。
对戴笠的这样做法，蒋介石是满意的。
为此，蒋介石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和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在处理这些事情中，使戴笠感到最难处理的要数一件“冒充领袖亲兄弟案”。河南省许昌市的双槐树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由于他长相与蒋介石极像，在受了别人的启发和指点后，就从乡下找到了许昌城里。过后由许昌的驻军，把郑绍发送到了当时在叶县的汤恩伯。郑绍发见汤恩伯后就说：“在家中我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不断，父亲不幸死去，母亲只好带着老三嫁给了浙江的一个商人后南去。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的意思。”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了郑绍发的自我介绍后，联想到蒋介石的祖籍确有河南之说，加上郑绍发也像蒋介石，就派人把郑绍发送到了重庆。这件事让蒋介石十分尴尬：认吗，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不认吗，也不好，似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了郑绍发，这当然是易如发掌，但会给人留下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对郑绍发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蒋介石的声誉。蒋介石思来想去许久后，把此事交给了戴笠处理。戴笠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郑绍发是够得上杀头的，但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和“可杀”等，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该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事大有考究，对郑绍发下手重了或轻了都不好，况且蒋介石祖宗上的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不让他到处乱跑。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了军统的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郑绍发转到息烽集中营后，戴笠指示新建房屋一栋给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上给予优待。同时，戴笠还让人定期给郑绍发家中寄钱。一段时间后，戴笠干脆让人把郑绍发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了息烽集中营内。戴笠在处理郑绍发的事情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戴笠在处理此事上无疑是准确把握了蒋介石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介石能把如此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介石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
但这种关系随着军统成立十周年的活动的结束开始了变化，因为戴笠手中所掌握的实力已超过了让蒋介石放心的程度。
于是，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对军统局采取了抑制措施，很快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的帮办。表面上唐纵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上是要对军统的行动和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进行监视。唐纵是湖南炎陵县人，比戴笠小三岁。他身材略高，鼻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看上去文静温厚，颇有点书生风度。其实，唐纵是个老成持重和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由于他与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特务处共事，多年来戴笠对唐纵的感情不薄。特别是自唐纵进入侍从室第六组任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给予照应，规定军统局的总务处给唐纵的生活予特别补助，逢年过节更是大把地赠物送钱。戴笠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唐纵在新的位置上利用职务继续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但是，唐纵也是个有野心的人，自从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拿定主意，在军统与其他情报系统的磨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对予戴笠请求要给予的援助，唐纵大都以种种理由推辞了事。为此，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主动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不独如此，唐纵为了避开他与戴笠曾有过的关系，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局的长处，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局工作中的不足。加上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不拉帮结派，在情报综合工作上勤于思考和严守秘密，这些颇能讨得蒋介石的看重。被蒋介石看重的唐纵逐渐地被蒋引为心腹，也是蒋介石萌生了扬唐抑戴的念头。所以，也就有了唐纵重回军统局任帮办的事实。戴笠是极敏感的人，对此举，他已意识到蒋介石对自己已有了防范之心。不过，过后的林世良一案，更使戴笠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猜忌和戒备。
林世良一案起源于滇缅公路的走私活动。
一九四二年初，滇缅公路全线修成通车。由于此时香港和越南的进口通道已被日本军队切断，滇缅公路成了国际上支援中国的唯一的陆上通道。为此，国民党的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运输单位开进滇缅公路，大搞走私贩私从中牟利自肥。其中，国民党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林世良，自恃为皇亲国戚更是有恃无恐。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银行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滇缅公路通车后是他派林世良负责那里的运输物资的任务的。林世良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及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各种紧俏物品大发国难财。
这年的夏天，日本军队开始了攻占缅甸仰光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国积存在仰光的公私物资的数量甚大。就在林世良抢运公物的过程中，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笔价值一千六百万法币的车胎和五金等走私物资托林世良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物运到国内价值可达三千万法币，见其中油水甚大也就同意冒险包运。此事很快被军统局获悉，并由军统滇缅公路警务处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检查站进行了查扣。戴笠当时正在东南沿海陪同梅乐斯考察，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回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得此报告后怒火交加，因为社会各界对滇缅公路上的走私活动已民愤很大，国际上也指责国民党政府官商勾结鲸吞国际援助物资，所以蒋接到戴笠的报告后立刻批准将林世良逮捕。
戴笠奉命后，即以财政部缉私署长和战时货运局局长的身份赶赴昆明，将正在昆明太和酒店的林世良逮捕后押回了重庆。戴笠在对这起走私巨案作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中央银行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处经理许性初，曾为林世良私运这批物资伪造了押汇契约。过后，戴笠又将许性初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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