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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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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为了拉拢周佛海，也可以说把工作做到了家。当周佛海的母亲在息烽监狱患病后，戴笠立即派人把周的母亲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因病难治而死。送葬时，戴笠亲自充当孝子执绋。事后，戴笠把这些已拍成的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雨浓，做人做事我无话可说！”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和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还有监视周佛海和程克详以及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一九四三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倒戈。在伪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了控制了周佛海以外，还先后控制了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自从戴笠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奸后，对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都能及时了解。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也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然后又由军统局报告给了美国方面。还有，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方面的内幕情报。除周佛海外，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政府内的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这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戴笠借日汪之手铲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中统局逮捕后叛变自首，后被委任为中统局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逃至香港，不久投靠了日本人。一九四零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成了汪伪政府里最大的实力派人物之一。随着李士群权力的膨胀，汪伪政府里的许多人对他都有恐惧感。为了抑制李士群的权力过度发展，汪精卫曾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面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目的是逐步削减李士群的势力。同样，李士群的权力也超出了让日本人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使日军有了对李士群的势力进行打击或抑制的念头。正在此时，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被调往了华北，接任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持坚决打击的立场，指示“梅机关”的特务头目中岛信一对李士群的活动严密监视，并伺机打击。
这一情况很快被戴笠所掌握，而且他也早就有打击李士群的想法。本来，戴笠想把李士群抓在自己的手里，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特务组织连成一片，这样不但能共同对付日本人，而且也能大大地增强军统局的力量。但是，李士群认为他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内的根底太浅，原来与戴笠的关系也不深，投靠蒋介石后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好处。为此，李士群对戴笠的劝说置之不理，并继续与军统作对，成了军统策反和控制汪伪力量的一个障碍。恰好在这段时间，戴笠要配合美国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大批的特工人员将东调南下，若不尽早铲除李士群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的实施。于是，戴笠不得不要对李士群下手了。为了稳妥起见，戴笠致电唐生明向他征询杀李士群的计策。唐生明平时与李士群的私交不错，接到戴笠的电报后反复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汉奸内部或是利用日本人与李士群的矛盾下手较好。戴笠得到唐生明的建议后，就给程克详发了电报：“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等诸兄弟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戴笠知道，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俩人为了争夺经济和税警总团的控制权结怨极深。这次，戴笠让周佛海出面除掉李士群，一是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二是想考察周佛海是否已真心投靠蒋介石。戴笠的用意其实周佛海的心里非常清楚，但他同样也明白仅靠自己的能量还不能致李士群于死地，必须要利用日本人的手才能办到。
周佛海经过煞费苦心的考虑后，让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雄剑东想方设法地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冈村中佐对李士群的仇恨。不久，冈村中佐在家中设宴，以调解李士群与雄剑东的矛盾为借口，邀请李士群赴宴。席间，冈村中佐在李士群的酒里下了毒。过了二天，因中毒李士群死于苏州的寓所内。李士群死后，戴笠给周佛海下了新的任务，要他积极扩充军队，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共作战，防止被新四军占领。为此，戴笠让周镐配合程克详帮助周佛海收买伪军。一九四四年戴笠第二次陪梅乐斯巡视东南沿海时，戴笠要周佛海设法把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的部队从华北防区调到扬州一带，日后好配合美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孙良诚的部队有三万多人，要把这么多人的部队调到千里之外，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周佛海为了“将功赎罪”，竟然不惜血本花费了六千多万伪币，硬是把孙良诚的部队调到了扬州一带。
戴笠在策反和控制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上无疑是成功的，特别是策反周佛海成功后，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对这蒋介石是满意的。为此，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不料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手书后，尽管心情激动，但他仍然明白蒋介石对他的戒备和警惕并没有放松。于是，戴笠加紧了与国民党内实力派人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合。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的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这在前个章节里已讲到），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此时，蒋介石交给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三个集团群、十二个正规军、四十多个战斗师，加上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总人数达到四十五万之多。另外，还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胡宗南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据军政部军需署的统计，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被人称为“中原王”的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他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汤恩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也比较浅，但在军界里上升却很快，在这点上他超过了胡宗南。汤恩伯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宠信，除了汤是浙江人外还与蒋介石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汤恩伯所写的手本经常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由于涉及的面很广，蒋介石非常喜欢看。戴笠曾妒嫉地对人说：“老头子那里数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笔墨工楷不可。”正因为蒋介石的信任，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拨归汤恩伯指挥的正规军达五个集团群，共二十五个师，兵力达四十多万人，权重一时，威震一方。可以说，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国民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开始了与胡、汤的结盟。
一九四三年末，中原大地普降大雪。
戴笠以出席在河南临汝凤穴寺举行的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开学典礼为名，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仪式地点放在离洛阳二十五公里的龙门石窟，是戴笠让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给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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