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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时间心理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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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 要求参加者描述四段不同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是由参加者的一个亲人当着他的面讲给研究者的。其中三段是真实的而且是由这位亲人所参与的，第四段关于参加者约5岁时丢失在购物中心的经历是未曾发生的，但由亲人做证其真实性。结果，在后续会谈中，参加者记得大部分发生过的事，但也足足有25％的人鲜明地记得在购物中心跑丢了，还号啕大哭起来，最终被一位老太太发现了。25％的参加者记得一个并未曾发生的创伤性事件。公平地说，参加者对于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能记得更多细节，并且记忆更清晰。尽管如此，许多人记得那些虚构的错误记忆，就好像他们曾亲身经历过一样。
2。二战伤疤：被压抑的记忆
在洛夫特斯开展研究的那个年代，很多治疗师认为记忆可以在压抑多年以后恢复，这是多年来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相信它是对的。受到压抑的记忆是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过程本质的理论核心，从他的时代起没有人怀疑过它们存在的真实性。随着错误记忆导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记忆压抑理论的拥护者，比如那些投身于“记忆恢复项目”中的人们，开始收集证据来证明那些受压抑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可以恢复的。研究者们甚至在大脑记忆压抑的系统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记忆中有关从前的信息一直在那里。
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以来，经常有老兵们忘记了给自己造成巨大创伤的战役。现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老兵正在遭受的就是那种遗忘创伤的综合症，［ＷＷＷ。ＷΓsＨＵ。ＣＯＭ］它在美国内战中被称做怀乡病，在一战中被称做炮弹休克，在二战中被称做战争神经症，现在则被称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在最成功的记忆恢复研究中，通过医疗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的档案，确定了129名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妇女。在采访一组平均在17年前受到性虐待的人当中，38％的人没能恢复曾受到虐待的记忆。这种方法主要依靠档案确认那些已知的受过性虐待的妇女，然后询问她们是否记得这些事。还有研究者采取相反的方法。心理学家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和其他研究者鉴定那些还没有恢复关于童年时受到性虐待的记忆的妇女，然后找出了确凿的虐待证据。迄今为止，“记忆恢复项目”的研究者已经整理了100多份关于记忆在多年后从自我意识压抑中复苏的案例。
3。没有真相：让人受伤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有关记忆真实性的讨论从心理学界发展到传媒界。就在有些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正忙于恢复病人的童年期遭虐待和受创伤的记忆的同时，洛夫特斯和其他人却在论证错误记忆的导入。那些恢复了记忆的病人和引导这种恢复的治疗师相信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恢复的记忆是被愚蠢的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们导入的。不久，这场“讨论”逐步升级为激烈的“战争”，参战双方的治疗师和心理学家们互相指责对方对数据资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像《勇于治疗》（The Courage to Heal）这类的畅销书鼓励读者去唤醒沉睡的关于儿时性虐待的记忆。这些书（错误地）认为与这种记忆相关的情绪越强烈，这种记忆越可能确实存在着。被指控有这些犯罪行为的亲属非常震惊，一旦被公之于众，他们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参战的一方，即记忆恢复治疗的拥护者们认定人们恢复的记忆是真实可靠的，可以用做法庭上的证据。在一个经典的案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商人乔治·富兰克林（George Franklin）被指控在20年前谋杀了他女儿的朋友，指控大部分基于他女儿关于谋杀和乱伦的记忆。他的女儿艾琳在谋杀案发生时仅有8岁，她声称关于这段谋杀案和虐待的记忆在她内心深处埋藏了20多年。她声称在她女儿长到和她被杀的朋友差不多年龄时，她突然恢复了那段记忆，是她女儿帮助她想起了她自己童年时的伙伴。富兰克林在监狱中度过了6个年头，最终他被无罪释放，然而他的事业被彻底毁了。
参战的另一方，就是被成年后的孩子控告有童年性虐待的家庭成员，建立了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他们强烈抗议，并认为恢复的记忆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导入的。和那些恢复了错误记忆的人一样，被控虐待的家人感到痛苦和羞耻。想象这是一封你孩子的来信：
爸爸妈妈：
嗨！想象我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问候！我最近一直很忙，我忘记了向你们表达我有多么爱你们，你们俩为我做了那么多……一直以来，你们一直支持我，爱我并帮助我解决众多难题和惊险……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我很少谈过你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你们的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
想象这又是孩子给你的来信：
×××（你的姓名全称）：
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封信：让我来陈述这样的事实——爸爸我记得你对我做过的任何事情。不管你记得与否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记得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曾是一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小孩，我尖叫、哭泣、歇斯底里，我害怕你会过来带我走并且折磨我。那就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的性虐待——最坏的折磨……我需要你的保护、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憎恶、暴力、耻辱和虐待。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我再也不会承认你是我的爸爸。
×××
一个女人写上述的信显然是受到极大的痛苦吧，不管她的记忆是不是真的。那么一个无罪的父母会被彻底诋毁。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同情那些涉及此事的人，但是同情谁呢？是被父亲虐待的女儿，还是被错误控告的父亲？研究表明，那可能是仅仅通过问几个关于过去的诱导性问题而导入的错误记忆。因此，某些“恢复了的记忆”很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其他研究清楚地表明，记忆可以被压抑和恢复。也许你会问：恢复的记忆有多少是错误的呢？但没人会知道。无论哪一方是对的，在这场记忆的战争中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过于热情的治疗师、社会工作者、流行作家和律师卷入争斗的人们。消极的记忆使人受伤，无论它们是不是真的。
是过去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高估了过去的影响力
我们的记忆很容易出错。我们可能忘记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也可能记得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除了记忆的失误，过去的客观事件也许仍然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起着牢固的决定性作用。即便我们记不起过去，但它或许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假设提出疑问，指出要想在过去的消极事件和消极结果之间，以及过去的积极事件（比如调解）和积极结果之间确定一种相对清晰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写道：
“我认为童年的事件被高估。事实上，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大体上是被高估了。我们很难发现童年发生的事件对成年人在性格上有任何微小的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过去发生的事件对人格形成有决定的作用。”
“童年时期的重大创伤也许会对成年后的性格有一些影响，但也仅仅是很难发觉的影响。总之，糟糕的童年不会造成成年后的麻烦。所以没有理由把成年人的压力、焦虑、糟糕的婚姻、吸毒、性、失业、与孩子不和、酗酒或者发脾气等问题归咎于你的童年。”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是过去的经历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高估了过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
本书作者相信过去确实有影响，但是它所能产生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弗洛伊德及其他行为主义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每个人都会被他的过去影响，但并非完全由它决定。过去的事件并不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对已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比事件本身对你的影响更大。过去发生的事和你对它的解释的区别是很关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改变的希望。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但能改变你对事情的态度。有时仅仅改变思路就可以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往事是否如烟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没有人能确定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出人们对过去的看法影响他们现在的思想、感情与行为。与那些对过去抱有消极态度的人相比，那些对过去有着乐观态度的人，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基于正确的记忆，他们倾向于表现得更快乐、更健康、更成功。当然，每个人在生活中都经历着积极和消极的事件。因此，大多数人对过去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态度（见表2）。
表2 对于过去的态度和心理以及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
表2说明了对过去的看法影响人们现在的生活。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一栏将那些在津巴多时间观念量表测试中，关于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一项中高分者和低分者作出了比较。例如，在这一项中，高分者比低分者更容易消极。对于某种特征来说，高分与低分之间没什么差异。但对于其他特征，高分者和低分者存在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将置那些对过去持消极态度者处于心理风险之中。本书作者在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一项中得分在1的分数线中均为1。9分，因此我们对于过去没有过强的消极态度。
积极的过去时间观念一栏把在积极的过去时间观念方面的高分者和低分者做比较。例如，低分者比高分者更容易烦躁。本书作者津巴多的得分是完美的5。0分，博伊德的得分也是近完美的4。8分。因此他们对过去有着相对较强的积极态度。
心理学家鲍勃·埃蒙斯（Bob Emmons）和迈克·麦卡洛（Mike Mccullough）发现，对过去的态度是形成感恩心理的关键，它使你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他们和我们对于过去积极时间观念的研究表明：对过去的积极态度与更多的快乐和健康是有关联的（见表2—2）。
在研究中，麦卡洛和埃蒙斯将一个由200名学生组成的班级分成3组。第1组为感恩组，这个组被要求回想过去的一周并写下5件他们生活中值得感谢的事情；第2组为争论组，他们被要求写下过去的一周里发生的5次争吵；第3组为客观组，他们被要求写下5件对他们过去一周里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事情。3个组要连续9周完成他们的任务。学生还要相应地记录他们的心情和生理症状（比如不严重的疾病），对社会支持的反应，花在锻炼上的时间和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当9周结束的时候，感恩组学生的快乐生活占的比例比较大，也比另两组有着更少的生理疾病，而且他们在身体锻炼上的时间比争吵组更多。同样，总体上他们有着更多的积极情绪。而且，感恩组的参与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为满意，并对即将来临的一周有着更为乐观的评价，与别人也有着更多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们有更多的睡眠，而且起床后更加清醒。
表2—2 两种对过去态度的测量
积极的回忆：在纳粹集中营
当我们见到伊迪·埃格尔（Edie Eger）时，她快68岁了，但是她的身上仍然流露着对生活的愉悦感。她对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学生说，她让变老成为一种乐趣。然而，当她重提1944年，也就是她16岁到达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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