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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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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中国，非发动一场革命不可”
胡适是消息灵通之士，他沉思片刻，权衡利弊后说：“蔡先生还是避一下为好，现在曹、张二人正和徐世昌讨价还价，先向北京政府索取了一千多万的军费。徐世昌想以边防吃紧为借口要他俩早日离京，可二位偏偏不走，还想让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我想他们折腾一阵子后迟早要走。对付这帮丘八大帅，犯不着动真。”
众教授一致同意，便委托李石曾去疏通关节。他带着李平原背出李鸿章的名头，找了一些北洋旧僚说情。徐世昌也想息事宁人，巴不得蔡元培不在眼皮底下。范源廉又重新出任了教育总长，所以很快就批准凑巧罗文干等人也要赴欧洲考察司法，正好结伴而行。
临行前，蔡元培又做了几件事。一是先后两次在北大召开授予名誉学位典礼，第一次授予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理学博士儒班、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杜威为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是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刚访问完苏联，带着他的情人，年轻的社会学家多拉·布莱克同行。当时的中国，很快掀起了一股“罗素热”。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事实看出来。一是“罗素研究会”的成立，二是《罗素月刊》的创办。罗素对现象世界和现实本质的看法，与中国佛教哲学的吻合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同时，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给那些已被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验吸引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的情人在女子学校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演讲也很有影响力。她在演说中毫不掩饰自己与罗素的关系，赞扬苏俄对男女关系的改革，告诉中国青年要大胆站起来，反抗旧的婚姻模式，追求自己的精神和经济自由。在当时的中国，罗素和布莱克带来的信息是过于激进他们不仅深受保守人士的痛恨，英国驻华使馆曾几次想赶他们回国，也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安。在湖南，毛泽东听了罗素提出的共产主义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用教育和启蒙方式实现的观点，非常警惕和反感。他在给法国的蔡和森信中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学校和报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如果只是温和地等待，革命将是遥遥无期。但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却是最让他们发狂的偶像。连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追溯徐志摩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一点感情的线索。罗素来中国时，他已经在美国。一天他忽然惊悉了罗素的死讯，悲痛地哭了一场，还做了悼诗。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已回剑桥去了，就毅然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直奔英国，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学一点哲学。没想到当他抵达英国时，发现罗素不但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几年前就被剑桥大学驱逐理由是他的同事们不赞成他在一战期间所持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他最近的离婚行为。
蔡元培出国前还去了趟长沙，他是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去参加学术演讲活动的。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他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党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的十分投机。
一天傍晚，师生俩在湘江边散步。毛泽东谈起蔡元培夏天时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的事，大为赞叹。没想到蔡元培却天真地说：
“我试图说明在中国本来就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像孔孟的许多观点，就包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还有男女平等和泛劳动主义的思想。我发现西方许多先进的学术思想，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找到源头。”
毛泽东听了暗自叫苦，却不敢当面直说，只是觉得这位蔡先生实在单纯的太可爱
他又谈起想倡办一所平民主义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为将来改造社会培养人才。蔡元培听了欢喜得满脸放彩，当场要毛泽东起草办学报告，还亲自去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凭着他的声望，当局很快就批准了办学申请。毛泽东从此创办了一所真正属于他的“党校”，培养出一批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共产党人。
当师生俩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谁也没有想到，从此后他俩将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第06章 红色缅怀（1921）
1
瑞士的日内瓦，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就在蔡元培下榻的美景旅馆窗外，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湖水。这天上午，湖畔传来了军乐声，原来当地正在为病故的青年军官举行葬礼。葬礼非常隆重，还出动了飞机在湖面和空中来回飞翔。一种不祥的预感摄住了蔡元培的心，就在这时候，门房送来了蒋梦麟的唁电：
夫人黄仲玉不幸于一月二日在北京法国医院病逝。
他终于被一种巨大的悲哀击倒只觉得人像丢了魂似的喉头发哽，手脚冰凉，牙齿咬破了嘴唇，殷红的血滴落在异国的地毯上。这天晚上，他独坐旅社，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寒冷孤寂的冬夜。面对大西洋的滔滔海浪，淼淼烟波，遥望凄风惨雨的东方故国，萦念黄泉路上的孤苦妻魂，牵挂失却慈母的孤儿弱女，想想自己生不能卿卿我我慰爱妻之心于万一，死不能有抚爱妻之棺以护其灵，一颗心终于碎
眼前总是浮现仲玉的面容，她确是因担惊受怕病倒的。他本不该在此时远游，但为了自己的安全，她却强装病愈，为他收拾行装，催他上路。旅途中又连续致电，谎称自己病体渐痊，想让先生安心游历。看来仲玉是早知自己病入膏肓，再无生存之希望的。要不临别时，怎会泪水涟涟，哭得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想到这里，蔡元培悔恨交集，伏案写下祭文一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
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
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
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他实在写不下去了，泪水已沾湿了信笺。
虽然蔡元培不能回国凭吊，但这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却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最后还选进了许多教科书。北大和黄仲玉任教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于1月30日在北大三院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还刊出《追悼蔡夫人特别增刊》，登载了她的字画墨迹、著作函件以及祭文、挽联、诗词等。最为感人的还是北大全体工友所送的挽联，文字质朴，却情真意切，表达了他们对蔡先生夫妇倡导平民教育的崇敬之情：
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
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
屈指算来，自1916年回国后，一晃已快五年他这次明为避风头，心里确实也很想出去考察一下战后各国的教育现状，实实在在地为北大的发展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做几件事。在出访的九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布法、英、德、意和美国等许多地方。但一到巴黎，他就陷入了尴尬之境。华法教育会被吴稚晖。李石曾办成了经济组织，搞得一团糟。与二千多留法学生对立情绪很大，还亏了不少钱。在他的斡旋下，终于使该会与学生脱离了经济关系。而那位周恩来和蔡和森，在平息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里昂后，在工厂做工的陈毅还亲自上门拜访，凑巧他出门了，留下了一封充满崇敬之情的长信。他还动员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圣底勒兵营捐作里昂中法大学校址。他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吴稚晖为中方校长，为留法学生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二百二十五位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里下设工学院，解决了一大批人的求学难题。他还饶有兴趣地考察了法国发明的大学区制度，也就是说取消教育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由该区的大学校长领导辖区内的大学和中小学教育，行使教育行政长官的职权。他觉得要在军阀专制的中国真正实现教育独立，必须推广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这一设想一直顽固地烙在脑海里，成了多年以后他再度复出时一次失败的试验。
他一直想为北大聘请杜威、罗素一类国际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拜访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商谈了访问中国的具体计划。
最快慰的还是一路上分别会见了让他惦念的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和冯友兰。本来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在六月初毕业典礼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因考察耽误了船期，所以只接受了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冯友兰只记得那天到的人很多，蔡先生一进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指挥一样。一位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学惊讶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校长和学生关系这样好的场面，可见大家是真心佩服蔡先生而罗家伦却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当他陪蔡先生游练色佳时，刚到寓所休息，忽见一位美国新放的驻华公使要宴请先生，想请他介绍认识些北方权贵。蔡先生坐犹未定，一见此人当场就走，无论怎么劝说也留不住。结果只好陪他去看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瀑布，事后蔡元培说：
“我最怕听到这种恶浊的声音！”
2
《新青年》内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
去年年底前，陈独秀乘船去了广州。陈炯明在粤桂战争取胜后，曾电邀陈独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对他吸引很大，当初离京也是准备去办西南大学的。但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他必须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南方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中心，如能在广东建党，对全国都会有影响。
陈独秀临走前又来信征求意见，想让上海的陈望道负责《新青年》杂志。没想到这封信闹出了许多不愉快，最不满意者就是胡适。胡适骨子里不满《新青年》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但碍于陈、李的面子不好明说，现在陈独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来办？凭什么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
胡适马上给各位同人写信，谈了三条设想。一是听任《新青年》办成苏俄的汉译本，而再另办一份杂志。谁来办这份杂志胡适没说，但含义很清楚，是他而不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已有了《新青年》，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仲甫带来的，是他的专利。二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三是干脆暂时停办。
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是想为上海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实际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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