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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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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
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
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第07章 好政府主义（1922）
1
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两人又都做起统一中国的美梦。吴佩孚先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出的“恢复法统”的倡议，他认为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赶走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位，对自己最有利。这样既能使国会和总统成为手中的摆设，又能从舆论上迫使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于是他回保定后，就召开了各种会议讨论“恢复法统”。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又弄巧成拙因为曹锟原来是想打败奉系后一步登上总统宝座的，但由于吴佩孚玩弄这套权术，反而推迟了他当总统的日期。吴佩孚不得不向曹锟再三解释，才勉强同意他联名发出通电，征求各方对时局的意见。结果除奉系、皖系军阀外，其他各省军阀都抱着对“恢复法统的不同理解而表示赞成。6月2日，他们两人又领衔通电“恭请黎大总统复职”。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后，吴佩孚继续呼风唤雨，指使直系军阀们发出了劝孙中山下野和欢迎西南军阀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却始终是孤独的。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借手中没有党军，只能寄希望于陈炯明。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调集起四万部队，设大本营于桂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面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频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官邸，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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