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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悟出点门道，那就是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一种真正为建立科学和民主新世界，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的爱国热情。所以这次回国后我有两大选择，一是想跟您重返北大，再次发动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干脆南下投身国民革命，用火和剑摧毁这黑暗的军阀统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我留法的朋友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已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呵！”

　　　　夜已经很深了，辗转难眠的蔡元培又悄然起身，披衣走上了甲板。寒夜星空下的海面夜色狰狞，呼叫的海风刀子般扎得脸上生生作痛。一种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理想，一种披肝沥胆般的勇气，又一次燃烧得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年龄，面对着大海举起双臂，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甲板上又闪现出一个人影，周养浩手捧围巾和大衣，噙着热泪，凝视着焕发出青春朝气的夫君。她一步步地走上前，把衣物披在他那瘦弱而冰凉的肩上。蔡元培欣喜地握紧她的手，仰面大笑道：

　　　　“养浩，我终于恢复了自信，我决定北上了！”

　　　　“您真的想好张作霖可不比黎元洪和徐世昌呀”

　　　　蔡元培义无反顾地点点头，说：“想好了，在中国自古改革是要流血的。当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就是被西太后杀掉的。想想谭嗣同，想想中山先生抱病北上的勇气，我一介老夫还有何畏惧”

　　　　寒风中周养浩紧紧地依偎着她的先生，动情地说：“我已经怀孕了”

　　　　“真的看我这老糊涂哈哈！”

　　　　“孑民我们一齐北上吧我不能离开您！”

　　　　“好！我再一次谢谢你”

　　　　历时一月的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当轮船于2月3日停靠黄浦江时，蔡元培夫妇都穿上了雍容华贵的中式眼装。前来迎接他的各界名流特别多，男男女女不下五六十人。他们分别乘坐汽艇而来，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高雅和气派。那位吃白食的德国男侍开始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位看似寒酸的老人并不是穷秀才呀。他还算聪明，悄悄地拉住两位年轻人问：

　　　　“这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李平原故意唬弄这小子说：“他的官在德国相当于部长，他的身份应该不小于一位伯爵吧！”

　　　　“上帝请宽恕我的罪行”

　　　　他吓得连忙向蔡元培弯腰赔罪，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蔡元培却面容仁慈地扶起他说：

　　　　“以后可别再做伤害别人的事”

　　　　“先生，在您高贵的灵魂面前，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羞耻。”

　　　　2

　　　　正当蔡元培准备北上时，北京的局势又开始复杂起来。奉军在击败吴佩孚后，气势汹汹地将兵锋直逼江苏，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了抵牾。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宣布拥吴出山。他亲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进兵上海，而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出兵北上。奉军终于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节节败退，很快就退缩到山东一带，东南半壁顷刻成了孙传芳的天下。此时的张作霖分外尴尬，他与冯玉祥的矛盾已水火难容，为了先借吴佩孚、孙传芳之势对付国民军，他不得已主动去向吴大帅说情。一贯仇视冯玉祥的吴佩孚立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与张作霖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在1926年的初春，先击败岳维峻部，占领了河南省。接着又沿京汉路北进，攻下了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不得不又一次通电下野，在去苏联考察前把军权交给张之江和鹿锺麟接管。3月12日这天，奉系的后台日本凶相毕露，先以日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后悍然炮轰岸上的国民军。鹿锺麟被迫下令还击，日本又纠集起当年《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拆除大沽炮台和清扫海面水雷的最后通牒，并限于3月18日给予答复，否则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降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蔡元培正在杭州养病。他先接到了蒋梦麟的电报，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他立即忧心如焚地回电，关注起事态的发展。

　　　　其实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早在两天前就已开始。3月18日的清晨，近五千人陆续来到金水桥畔，群情激奋地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主席徐谦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对李大钊来说，这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他那沉稳坚毅的风采，给一旁的陈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大钊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阶层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声势浩大的游行是下午开始的，当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时，这位铁腕人物正悠然地在公馆里下围棋。他其实早已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所以当学生队伍一涌进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门口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带领下走在最前面，他们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早已紧闭，密密麻麻的卫队，分十余层荷枪实弹地排列在大门外，就先自停了下来，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这位官员打起官腔，喝令代表退出大门，要队伍赶快散开。全场顿时哗然，有人高喊：“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去找他算账！”就在这时候，忽然耳边传来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李大钊一看不对，忙向人群挥动双手叫嚷：“快散开，快到操场外边去！”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打大旗的王一飞，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立即卧倒，幸免一死。而正在喊口号的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口部，血肉模糊地倒在血泊中惊恐的人群纷纷向东西辕门奔跑，但刽子手已经将大门关闭起来。一位指挥官狂鸣警笛，驱使手持步枪、木棒、大刀的士兵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砍杀。顿时血肉飞溅，伏尸累累。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中弹倒地，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刽子手在清理场地时，不但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还有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都是一丝不挂地暴尸街头，令人惨不忍睹。

　　　　而当镇压的枪声刚停，北京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前往吉兆胡同报告时，身着便装的段祺瑞边和日本顾问下棋，边声色俱厉地怒斥道：

　　　　“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哼！从‘五四’到今天，老子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说完，他又顾自己在庭院花架下面下起棋来。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语双关地说：“你这不是让我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呵！”

　　　　日本顾问会心地笑道：“执政阁下，记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日本，而是本国的赤色分子！”

　　　　几天后，应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讲的蔡元培，忽闻老友汤尔和专程来访。他们是在桃红柳绿的杨庄见面的，神情疲惫的汤尔和一进门就感叹地说：

　　　　“唉！西湖还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来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说完摸出一份《京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说：

　　　　“您看，这里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周氏兄弟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呢！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惊了，当他看完报纸后，脸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只觉得胃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而北方的局势日趋严峻，开始蔡元培还高兴了一阵子，那位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锺麟，又义无反顾地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没想到这位丧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钟得到了消息，仓皇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过去他是无论兵败还是失势都不往这里跑的，因为当时的对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这回却不同了，爱国学生自“三·一八”后天天要找他算账，为四十多位死难者报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一当国民军被奉、直联军挤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电复职，并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监视他，还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而联奉拒吴，没想到张作霖也不愿睬他他这才知道已穷途末路，无奈地发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狈下台的，当他乘坐张作霖准备的专车路过廊坊时，想起年初徐树铮在此地被国民军拖下车处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泪下。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从此隐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结束了他漫长的军阀生涯。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可为革命者的天敌。正当蔡元培和北大师生信函不断，犹豫不决地准备回校时，张作霖又以枪杀邵飘萍，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派兵搜查北大书报处等暴行，最终断了他北上的念头。

　　　　邵飘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的，当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时，竟悲痛欲绝地失声哭泣起来。惊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才好。蔡元培回想与他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望着被泪水沾湿的当天报纸，语音哽咽地叹息道：

　　　　“他们怎能以‘赤化’为名随便杀人眼见一个个有为青年被无端枪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社会还有公道”

　　　　其实在《京报》查封前，邵飘萍就闻讯躲进德国医院，后又移往六国饭店。几天下来他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报馆，结果在途中被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立即集会，推选代表十三人去请张学良放人。张学良以他宣传共产为名，一口拒绝。又找民国元老王士珍前去说项，这位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是4月26日凌晨一点多提审的，当时就判了死刑。到四时三十分，天还没亮，就将他拉到天桥枪决临刑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斗士，身穿长夹袍，青马褂，以浩然之气向刽子手狂笑数声，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马枪朝他脑后射击，随着砰然一响他应声倒地。子弹从右眼穿出，一代报界巨擘，终于为正义之声血染京华。

　　　　现在看来那位名噪一时的张少帅，当年双手也曾沾满志士的鲜血。他先枪杀了邵飘萍，又逮捕了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见自己上了黑名单，也只好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李大钊也领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搬进了苏联驻华使馆。而刚刚悲愤地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先生，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