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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或汉藏语系）是东亚最大的的一支语系，与分布在欧洲、伊斯兰一印度文明区域的印欧语系可以等量齐观。汉藏语系各语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中部，包括中国的中原地区和西藏、泰国、老挝、缅甸大部，可能还有越南。除了西藏人以外，他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定居该地，均以耕种为生，这与游牧为生的古印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一支。讲汉语者有文字记载以来便生活在中国北部，后通过迁移逐渐扩散开来，并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了当地的部落集团。他们逐渐古据了整个中原地区，后来又控制了满洲、内蒙古大部、新疆部分地区、台湾大部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今天中国人口该国人口的40　％强）和新加坡（该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在扩张中汉语分化为彼此不易了解的几大方言，其差别一如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瑞典语与德语之间的差别。其中“官话”（mandarin　）作为母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它的变体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大部及西南地区。自上海至越南的沿海地区的语言，通常被误称为“汉语方言”，但实际上与“官话”大有不同，这些方言包括吴语、闽语（又分为福州话与厦门话）、客家语与粤语。台湾与东南亚华人区主要便用这些语言，其中粤语更是美国华人区的通用语言。
阿尔泰语及其他语族
汉藏语言区以北的蒙古语既非汉语，也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得名于境内阿尔泰山的阿尔泰语。讲阿尔泰语的各民族与古代印欧人一样是养马牧羊的游牧民族。他们四处迁徙，有的民族甚至完全脱离了东亚。土耳其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一般被认为是阿尔泰语族的三种主要语言。操土耳其语者现居土耳其及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他们大多已具有白种人的血统，蒙古人居于蒙古大部及中亚、西亚若干地区。讲通古斯语的民族如满族，一度是满洲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居民。山于朝鲜语与日本语在结构上与阿尔泰语极为相似，朝鲜人与日本人有可能是东进农业地区之阿尔泰人的流民。
南亚语系是东亚第三大语言，它包括马来西亚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及台湾土著语言。至于柬埔寨语，则很有可能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在古代，印欧语使用于东亚西北部的一些农牧地区。公元9　世纪时的新疆人为白色人种，讲伊朗语或现已绝迹的某种印欧语言，由于讲上耳其语的民族不断向西迁移，最终这种语言就消失了。这样，东亚的印欧语言特征在1000年前就绝迹了，直至近几个世纪前，随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才又重新引入东亚。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与西方和印度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很不统一的，因为它缺乏地中海或广阔的平原所提供的便利交通。中国的华北平原远远小于印度北部的平原，更不用说北欧大平原和北美的中西部大平原了。
相互交错的两大系列山脉（从中国西南向东北延伸到山西、满洲西部的山系；与之平行，从广东经长江流域到山东半岛、中朝边境的沿海山系。）把中国分割为好几块。与之相交的有三条平行山系，彼此相距差不多远，自西祖东而入太平洋。南端的山系正好是广东境内的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北端是东西走向的山脉将华北与蒙古高原分割开来；两者之间的秦岭是藏北昆仑山脉向东的延伸，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并同淮河一道成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山系交错形成若干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造成不少困难，并且对军事战略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河流
中国的江河为人烟稠密的山村提供了水源。黄河全长2700　英里，进入离入海口约500　英里处的华北平原后，它流经一大片冲积平原，这时河流坡度很小，每英里不过1　英尺的落差。夏季山洪泛滥，携来大量黄色的淤泥，黄河即由此而得名。由于黄河水道不定，中国统治机构自上古时起，就不得不通过筑堤来固定河道。结果，这条灾难之河往往在离地10　至40　英尺高的河堤中穿行，河堤只要有一处决口，就会造成方圆几百英里内几英寸到几英尺不等的积水，对几百万农民的生存形成威胁。水灾过后多年才能重新种植庄稼，而饥荒亦每每随水灾而来。这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49　年后通过植树造林和修筑堤坝才开始得到解决。
长江比黄河更大，全长有3200英里，其流域与降水量均为黄河的两倍。与黄河不同的是，长江可以通航，在适当的季节，万吨汽轮可航行630　英里到达汉口，小些的船只还可继续通航1000　英里。雨季到来时，河水从汉口上游的三峡以每小时14　英里的速度涌向下游，这时就需要特别的汽轮才能通航。长江支流众多，每年携裹大量的淤泥入海，而长江三角洲则以每70　年1　英里的速度不断扩张。长江下游的几个大湖起着水库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每逢雨季到来之时，内外堤的水位落差亦可能高达4O　英尺一50　英尺，因此洪灾并不鲜见。
气候
中国大部分的国土都在欧洲以南，像北京的纬度低于那不勒斯与马德里，而广东的位置则与撒哈拉沙漠大致相同。中国比美国东部纬度要低，北京、上海、广州大致与费城、莫比尔、哈瓦那相对应。中国地属亚洲大陆，大陆性气候明显，与美国同纬度的地方相比，冬季偏冷，而夏季也更为炎热些。如北京，7　月份的气温酷似开罗，1　月份又同斯德哥尔摩一样寒冷。
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夏季时这股海洋性气流深人内地，有时还会到达蒙古。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降水达60　多英寸，不仅可以灌溉稻田，也有利于航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河航道密布；与之相反，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不足灌溉作物所需的2O　英寸，也几乎无内河航运可言。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O　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　/　3　人口的稻作经济，秦岭以北则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外一条分界线是原为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它将中原农业区与其北部降水不足以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懂：作物生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　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　起。
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上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稻，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　％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　％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　；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　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　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人无穷的人力。一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　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一磅重的蚕可重达五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　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　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　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人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护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灿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　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人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