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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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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等等。晚明学者大都崇尚唐朝而抵斥蒙元，面对满清统治的现实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坚决认为，“化外之民”不可能胜任中原的统治者。有些则坚决效忠前明誓不仕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异族入侵都是内政不修造成的，于是他们转向研究前明的“德衰”（他们认为这是明之所以灭亡的惟一原因）是如何给“蛮族”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机的。顾炎武（1613 一1682 年）即为其中的一名代表。他曾致力于反清事业，数度为仇家逼害，约1650 年后遍游中原名山大川，虽在旅途中亦著书不辍。他在游历华北时亲身目睹了农业、商业、钱庄业乃至工矿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思索的结果，便是《 日知录》 、《 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著作。 顾炎武誓不为清廷服务，而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灭亡原因的写作上。他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批判，同时也抨击王阳明一派的“心学”思想。他正确地指出，王氏的“心学”主张已然背离儒经而渐入禅道。他对八股制艺也大加鞭挞，认为这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在面对异族的入侵时只知空谈而一筹莫展。顾氏认为“八股”之为烈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
为挽救上林，顾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但他对“宋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的经典。相反，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主张以宋以前的古籍为标准研究传统文化，认为汉儒去孔孟不远，他们的著作更近圣人本义而无理学的搀杂。“宋学”则受到顾氏等人的批判，尽管其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清代学界的创新思想却大都是来自朴学（汉学）学者。
朴学学者注重归纳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训话考据，主张原典实证。这套方法首先应用于音韵之学，后推广至文字学、词源学及考据学等研究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大大拓宽了古典学术研究的视野。确实，这种方法有助于辨别古籍的真伪。如一位学者，在精研《 尚书》 30 年后，通过考据的方法，得出《 古文尚书》 系伪经的可信结论。这样，汉学经过顾炎武等众多学者之手，在清朝成为批判研究中国古籍的一门显学。
有人认为朴学反映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只限于文学研究，并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中国许多朴素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大多来自于热爱自然界的道学而非孔门学者。中国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萌芽，从未像西方现代科学那样有意识地予以条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学者仍旧只限于书本研究而与实验等实际操作无缘。
清代对理学思想的重新评估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宋儒由于受到释老二氏的影响，将“理”视为先天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超验实体，对此戴震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是万物的内在结构，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了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仅仅儿句话无法全面介绍戴氏的思想，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像戴震这样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学”，但他并未推翻“宋学”。朴学家的贡献其实仍未跳出传统的藩篱。
官方对学术的控制
18 世纪时的大多数学术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帝曾兴建大量学术机构以吸引学者，乾隆在60 余年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命人编撰了57 部大型图书，清代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权门坐馆教书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为《 四库全书》的主编之一。该书广收前代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用1 。 5 万名抄手费近20 年之功才‘抄写告成。《 四库全书》 起初以《 永乐大典》 为蓝本，但实际为3 。 6 万余册，远远超过前者的11095 册：全书共缮写了七部，《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 对其中的全部著作做了介绍和评价。
在编撰《 四库全书》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销毁了反清或诽谤前代异族政权的著作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300 部书被列为禁书，还有350 部亦被禁印，这些书的作者也都受到厂迫害，甚至连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当时的“检察官”说，书中虽无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谈，焚之可也。又如，当时某人编写词典时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圣讳，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师问罪，他本人被斩首，两个儿子及3 个孙子则发卖为奴。
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
为了罗致知识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缙绅阶层。在文化领域内，平民百姓并无多少露面机会。对他们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们对宇宙万物看法的来源，而他们关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长里短一类的事情。我们对“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们往往出身书香门第，居住在城市中，有办法也有闲暇来赏玩林泉、古董或习字作画。他们还常常阅读小说，或去戏楼观剧。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斗彩瓷器自然远在风靡欧洲之前就为中国文人雅士所珍玩。这些入侵润在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无不精于古董的收藏和鉴别。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充满了人文理想，一心沉洒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
这种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商业化城市中，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南宋的风流余绪。如以西湖著称的杭州，以美女著称的苏州均为其中代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即为当时的写真。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一大消遣，文人画在明清时也非常流行。明代画家有姓名可考者逾千人，清代画家自然更多。明代诸帝不少人都喜爱艺术，如宣德皇帝（ 1426 一1435 年在位）本人即是一名很有天才的画家。南宋马远、夏圭一派的绘法不乏传入，而在苏州则出现了另外一批文人画家，其代表人物董其昌（1555 一1636 年）主张书画同源，强调绘画要有“士气”，推崇“南宗”绘法，主张绘画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7 世纪成书的《 芥子园画谱》 对一些绘法术语通过图示都做出了解释。董其昌及其同行推崇中国画的传统并赋予其经典的地位。清时皇室都收藏了大量绘画，如乾隆就收藏了约8000 幅之多。
中国画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艺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道、释二家的精神。此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并不能影响全部。圣贤的思想虽控制了公共生活领域，但它控制不了个体的性灵。结果是，上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读来消遣的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便很是相似了。
大学
蒲松龄（1640一1715年）的《 聊斋志异》 成书后不久即风靡于世。这部书继承了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如讲述一名书生独处书房，忽有二妹出现并争相献媚，该书生遂与之缝蜷，疲而将死之时才发现她们乃是女鬼或狐仙。这种故事自然难以见容于儒家思想，但由于作者文笔典雅，该书在文人士大夫中大受欢迎。
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的白话小说，这些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细节真实生动，因而很受大众的欢迎。其中不少作品来源于宋末和元代的话本，但成就最著者还是明人的小说。如《 水浒传》 ，宋代已有唱本流传，元杂剧也有取材于此者：，该书的雏型是一些自成章节的话本，在这些话本中原先的“盗匪”成了“忠义”的英雄，他们共108 人，均是被逼上梁山的良家百姓。《 水浒传》 一书最后由几名文人作者修润定稿，成为一部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脍炙人口的“抗议小说”。
由一名作者独力创作的首部现实主义大作，是《 金瓶梅》 。该书产生于晚明，讲的是日常都市生活和寻欢作乐之事，一反鬼神传奇的写法，而且对女性个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写。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尽管其中不无渲染色情的成分，但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生活和世态百相。
曹雪芹著的《 红楼梦》 是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杰作。曹氏先祖为汉军旗人，祖父曾出任江南织造的肥缺，康熙南巡时曾4 次驻胖曹家。曹雪芹的祖父雅好文学，曾出资印行《 全唐诗》 ，无怪乎在他身后负债累累了。雍正帝于1728 年抄没了曹家的财产，其中包括南京的13 处房产及300 英亩的田产。曹氏上下114 口人也陷入了贫穷的境况之中。曹雪芹幼经富贵，此时却穷愁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创作《 红楼梦》 。在书中他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个钟鼎之家的没落过程。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其中最富悲剧性的一个情节罢了。
当瓦肆中的说书艺人逐渐为白话小说家所取代后，戏剧也渐渐从案头走向了舞台。这种艺术形式综合了唱念做打及插科打浑等表演技术，但在剧本中不过廖寥数语便一笔带过，远不足以成为吸引士大夫的文学样式。今天人们往往将中国在帝国晚期的文化与同时期日本的情况相混淆。但前者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丰富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而非创新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重复和没落的迹象。以建筑为例，明清的宫殿建筑与古代几无二致：汉白玉的基座，红墙绿瓦，雕梁画栋。但这时的建筑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唐宋建筑以复杂的大型斗拱同梁柱一道支撑屋顶，这种集实用、审美于一体的建筑式样今天在日本奈良尚可见到，但到了明清时，斗拱渐小渐繁，已失去了支撑建筑的功能而沦为一种纯为美观考虑的装演。
四、衰落的开端
军事的衰败
清朝在18 世纪显露出的衰败端倪主要体现在八旗部队战斗力的下降、上层官僚的腐败及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生活贫困几个方面。纵横东亚近200 年的八旗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像官史中大肆渲染的乾隆帝“十大武功”，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的军事成果。
这“十大武功”中有3 项我们已在前文提到，即对准噶尔部的两次平叛及用兵新疆回部。其余7 次都是在已有疆土边界上的自卫战争：对四川叛乱的两次镇压，对台湾起义（1787 一1788 年）的镇压，4 次征伐缅甸（ 1766 一1770 年）、越南（1758 一1789 年）及尼泊尔的廓尔喀族（l790一1792 年这次征伐被乾隆算成了两大“武功”）。乾隆手下的将军们（他们多为满洲人）也并不清闲，如福康安（卒于1796 年）曾用兵四川、甘肃、台湾及尼泊尔。为打击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福康安于1792 年率军西进1000 英里，跨过世界屋脊，将入浸者赶回了尼泊尔，后者从此逐年向清廷进贡，一直到1908 年才停止。
这几次军事活动都是在边界进行的，其指挥将领均为满人，耗费了大量钱粮，而且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将军们挥霍掉了。例如，当时川滇山民造反，其人数不足3 万户，他们在山寨附近建造了数千石堡，后来清军用炮轰为了平地。但第二次人川平叛共费时5 载，消耗了700 万两白银，是当时国库收入的两倍。只有仔细研究了清代中期的这些军事活动之后，我们才会对其发动原因有所了解。仗打得越久，朝廷拨给的军晌就会越多。我们知道，福康安不仅在1780 年到1795 年之间做过好几省的总督，他还是权臣和坤（1750 一179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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