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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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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是后来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雏型，这类企业始终未能摆脱旧式官商的习气。首先，在这些企业中，裙带关系、派系斗争、损公肥私及不思进取的风气仍很严重；其次，由于公司受到政府控制，经理者为顾眼前利益，无暇进行扩大再生产；最后，“官督”常常意味着为了与洋商竞争而赋予企业某些垄断专卖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往往会导致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抱着开办各种企业互为保障的想法，李鸿章及唐廷枢于1876 年又开创了开平矿务局，计划为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燃料，而轮船在贡粮北运后还可载煤南返。矿务局使用现代化的水泵、风扇及起重机等设施，从以前经土法开采早已废弃不用的矿区中采煤获利。靠着十几名外国技师及现代化的设备，开平矿务局于1883 年又建立了机器制造局，自己生产马达、矿车、拖船，并自办电话、电报及7 英里长的一段铁路。很快全矿每年产煤量达到25 万吨。不过，1892 年唐廷枢死后矿务局事务交由一名旗人接管，其人只知牟取私利，遂使矿务局负债亏空。19 （刃年，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接管，其总工程师即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1912 年，开平矿务局成为英国资本的企业― 中英开滦矿务局。
这样在华北地区，轮船航运带动了煤矿的发展，而采煤运煤又促进了铁路的出现。晚清官僚为了防止外国的剥削，对办铁路持反对意见，如外商于1876 年建造的吴淞铁路，次年被两江总督购回后随即捣毁。开平矿务局拥有的铁路线也是分段逐步建成的：1888 年南线建至天津，1894 年东北段建到山海关，1896 年又铺到北京近郊，全长大约240 英里。除了台湾的一小段铁路外，这段总长不过240 英里的铁路，便是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30 年后对全球铁路时代做出的惟一回应。中国铁路建设之所以滞后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首先，中国除华北地区外水路交通方便，各内河航运公司之间竞争激烈，通过水路可深入到中国内地，但铁路由于穿越水渠、稻田甚至坟莹，与中国人的生活直接产生了接触，很快就激起大众的迷信思想和仇外情绪。另外，由于地价高昂，修建铁路耗资巨大，但资金不易筹集，政府也苦于财力不足，而且当时合同及信用贷款制度也很不完善。清政府对修建铁路一事满怀戒备心理，既不许外商在中国建设铁路，同时也不准中国人向外国人借款修造铁路。
在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中有不少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1 844一1916 年）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盛氏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自办“官督民办”式的天津电报总局，尽管招牌堂皇，但其大约200 万两白银的本金还是通过盛氏及电报局同仁参股筹集起来的。清政府也提供了贷款，并且派兵护守电话线，以防农民因其“破坏风水”而捣毁设施。电报局每年的收人有1 / 5 流入了股东们的腰包，直到1900年之后，电报局才逐步收归国有。在此之前李鸿章、盛宣怀控制了全国的电报局，不仅人员由其指定，他们对下面人的不法行为还想方设法予以包庇。
许多国家在实行工业化时，首先发展的都是棉纺织机器制造厂，像日本于19 世纪80 年代兴建的织布厂就大大获得成功。早在1878 年，李鸿章就着手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与国外进口纺织品相竞争。清政府亦予以免税的优惠，并特许织布局在10 年内垄断全国的棉布、棉纱制造。同时织布局也购买国外机器并聘用国外的技术人员。由于筹组人抽逃资金，兼之认股不足，筹办之事一时搁浅。1887 年盛宣怀清查重办，由直隶省拨款重建开厂。自1890 年起，全厂4000名工人每年均生产出优质的棉布和棉纱。当工厂于1893 年失火被毁时，股本已收回了大约1 / 4 。李鸿章与盛宣怀毫不气馁，计划再建11 个织布局，准备垄断国内的纺织工业并击败国外进口的纺织品，但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只建成了5 家纺织厂，李、盛二人的梦想破灭了。
六、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通商口岸商业及工业等物质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带来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革新。但这些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和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显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西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如长辫、马褂、缠足、红白喜事及轿舆仪仗等等，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邮政与报纸
赫德早就设想在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邮政制度，但他花了30 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传邮方式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首先，中国以京城为中心，分五路在全国设立了大约1600个驿站以负责接待官府人员和传送官方信函、货物及钱款。其次，“邮行”亦可为普通百姓传递信件（虽然传送地区有限），收费则视道路远近而定。在19 世纪末，全国24 个通商口岸中共有大约300 个邮行，另外在乡村也有不少这样的机构。最后一点，西方国家为方便对华商业起见，在各大城市都开设了邮政业务，并且面向普通外国人服务，后来十几家外国邮政机构在中国也先后开展了业务。
为了发展现代化的国家邮政事业，赫德利用海关以代替以往的邮行等既得利益集团。海关起初只是在冬季将使馆的信函递送到北京，后逐步建立了邮政部，1896年时正式隶属于总税务司，利用外国轮船来传送邮件。邮政部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邮政机构并逐渐取代了国内的邮行。
现代化的另一标志― 新闻事业，在中国亦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史。中国一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登载朝廷文告的“邸报”，但它并非正式出版物，而且形式单一，一般京师的商家印发这些所谓的报纸有偿向全国的士大夫通报朝廷的动向与文告。在城市里，坊间亦印刷一些附带新闻的商业广告，由小贩沿街兜售。另外，行会规定的价目表及官府捐刻的书籍目录，也是当时传播新闻的一个途径。
真正将新闻报纸带人中国的是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未能打人中国内地，于是他们印行用中国方言翻译出的福音书进行传教。伦敦布道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家报馆并发行一种中文月刊。其他传教机构亦纷纷效仿，除去中文期刊外，当时还创办了China Mail （ 1 845 年创于香港）、《北华捷报》 （又名《 先锋报》 ，1850 年创于上海）等报纸。这些报纸主要登载时事新闻、商业动态及领事公报，它们便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先驱。
后来不少文人也纷纷投身报界评论时事，中国的报纸遂超越了提供事实的幼稚期。清政府对此十分忌惮，因此该类报纸也只有在通商口岸才可容身。这批报人的先驱王韬，其人本为封建知识分子，19 世纪50 年代曾在上海任职于伦敦布道会所办的墨海书馆，60年代又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 ）翻译儒家的五经，其中有两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1874 年他在香港创办了《 循环日报》 ，以评论时政为主，并时常穿插他游历欧、日的随笔。王韬对清政府常常提出批评，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名爱国主义者，而王氏的爱国思想与改良思想正是来自于他早年与西方的接触。
派遣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留学国外者当推容闳，他出身广东香山一贫苦农家，幼时人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后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在美国饭依了基督教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说，通过在耶鲁的学习，他感到了“无知者永远体会不到的责任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也许会使中国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但直到1872 年，容阂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盼望已久的梦想― 中国向美国派遣教育考察团。通过这项计划，120 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农家）分为四等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的首府哈特福德（ Hartfort）学习。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此时容闳己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二他对这一文化同化现象也持赞成态度，这令思想保守的同事大为震惊，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尼福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当这些学生返回上海向道台即头请安时，他们却因对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冲击而受到八股学者的猜忌。因此，容闲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12 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 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 人，1896 年达到750 人；而同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人数每10 年就增长一倍，他们的传教点也与年俱增，如18 印年有35 个传教点，19 （ X 〕 年时增加到498 个。不过在1890 年时，尽管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达到1300 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在华天主教牧师的两倍），坂依的教徒才不过37 仪幻人，而同时阪依天主教者却有50 万之众。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英两国的中产阶级或乡村地区，通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传播福音，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做些慈善工作也许能收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于是他们改变了传教方法。但当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多妻制、童养媳、缠足、赌博、算命、佛道信仰乃至儒家的祖先崇拜以及溺婴、吸鸦片等社会陋习时，却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他有感到，为了传播福音首先必须办学普及教育，让饭依的中国人向本国同胞传播教义。
1877 年经新教布道总会统计，全中国已设有20 所神学学校，其中有学生231 名。起初办的只是中小学，后逐步发展了公学和大学（c ege ） ，如圣约翰大学。这些高等学校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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