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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4　月，一支法国舰队占领了广东南部、广州。英国马上就此做出反应，租借了香港对面的新界和山东海岸线上旅大港对面威海卫的一个海军基地。列强这些明抢暗夺的行为都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通常以99　年的租借期来制造所谓的“兴趣范围”或“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和海关进项尚有保障，但同时外国势力也对一些要害部门进行有计划的统治和掠夺。个中详情不仅迷惑了当年的外交官，在今天仍使历史学家们感到扑朔迷离。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不乏一定的模式可循。
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行动方针是刻板不变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受制于他国及国内斗争的压力。例如，以上总括的俄国的举动不过是织毯中的一根线而已，并且这些行动部分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活动做出反应的结果口就这样，英国和德国从1895　年到1896　年一直怂恿俄国进逼东亚，以便减轻俄国在其他地区造成的压力；而俄国一则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鼓励，二则鉴于后者于11　月派舰队进驻青岛的先例，马上亦于1897　年12　月古领了旅大港。俄国国内的意见常常不统一，所做的许多努力也都不很成熟，不但总是缺乏预见性，而fI　．行动起来时而莽撞，时而又优柔寡断。其他国家大致也是如此。
其次，欧洲各国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盟。俄法联盟几乎未曾发展海上贸易，此时则从印度支那和俄罗斯远东的陆上基地分别入侵中国。事实上法国首先采取了行动：1895　年6　月，法国在中国西南强行获得了开矿权，并从东京（北折）将铁路延伸至此。英法计划通过铁路向云南渗透，两国竞争了几十年后法国取得了胜利，从河内沿红河至云南府（昆明）修建窄轨铁路并于1910　年完工。此外，俄法在中国边境上也享有减免关税的权益。他们还通过比利时的一家公司，于1897　年5　月获得了在中国国内修建北京一汉口铁路的特权。另一方面，英德两国虽是贸易和海上大国，但都不与中国接壤，因此在长江流域和山东各自寻找领地。同时他们还有更雄厚的资金，两国银行家借给了中国用于赔偿日本的大多数资金。然而，这两个海上强国之一的英国一直在维护自己的老牌商业大国地位，当初英国古有中国外贸额的4　/　5　，但德国后来居上，早已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并且还野心勃勃地寻求市场和海军基地。德皇威廉与其亲戚俄国沙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在各处寻找海军基地，此后，在俄皇的默许下，于1897　年11　月占领了胶州湾。这一行动掀起了列强全面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场混战中，英国政府受到来自中华协会等有关中国贸易和帝国主义扩张之代言机构的强大压力，于是它注重实效，转而遵循“补偿”政策。尽管英国仍旧奉行保证中国完整、门户开放、以及贸易机会均等这些传统政策，但还是分割出了自己的“范围”并实际上奉行了两国标准，即英国在海军军备竟赛中与任何两个竞争对手的军备之和都要保持均势二结果法国以广东、广西、云南一带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广州湾为海军基地（1898　年4　月）；俄国将满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在山东。各个范围都由中立区划分开来，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为中心而修建的铁路但英国与法国一也竞相打通中国西南门户，以便从了“东沿西江而上进行贸易，同时展开了修建缅甸铁路的竟争（1897　年2　月）。另外，通过一个利益均沽的协定（即中国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割让英国所古地区）；　英国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这是上海的整个腹地，古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英国还获得了修建2800　英里铁路的特权，大致相当于法国（420　英里）、俄国（1530　英里）以及比利时（650　英里）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总长。此外，英国还租借了旅大港对面的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英国在香港附近大陆上的租借地也扩大了8　倍。英国保留由其发端的条约体系，一方面要保证在西南和东北依照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国承诺：只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最大，海关总监一职就由英国人但任。但结果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反倒削弱了，这是由于英国拿到了“补偿”，这就等于肯定了其他国家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而这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1898　年瓜分狂潮的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政局上。这股浪潮标志着更为险恶的条约制度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划分“势力范围”显系列强为使中国成为各国名正言顺的殖民地所做的铺垫。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各贸易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关税及内河航运。同时，俄国和法国不断挺进，通过新建铁路、矿山、工厂和海港进而控制整个省份。山东和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由外国人来管理和警卫而因之成为半殖民地，这与旧式条约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规定相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影响更大，也更具危害性。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使清政府面临着亡国之祸，这一危局直接引发了改良运动、义和团起义。
五、维新运动
1894　年中国战败后，反对现代化的保守派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些人未曾亲身参战，对结局甚感诧异，于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卖国，同时也激烈反对议和。当时再战的呼声甚高，20　天之内，朝廷就收到了约有2500　人签名的130　份奏章。这是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大爆发。这些奏章强调指出，赔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赔款使帝国负债于外强，而其他条件也使国威扫地、削弱国家力量乃至于亡国。当时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带领1200　余名进京参加会试者于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万言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万言书”中呼吁朝廷拒绝和议继续参战，迁都内地以赢得时间，同时全面进行改革。这宣布了维新运动的开始。此后4　年中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变得日益露骨，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
中国战败后国门大开。外国势力开始“瓜分中国”；　大清帝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统治阶级则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自强”的“改制”以挽救传统的国家与文化。维新运动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野的文人士绅也可以议论朝政，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违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晚明党祸是怎样削弱了明朝，于是下令禁止获得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结党营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对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员团体都斥为自私自利之“党”，要求每个官员都要忠于王室，以君王的好恶为一己的好恶。尽管在19　世纪时，议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却几乎史无前例。由士子缙绅们组成的政治团体“学会”的兴起，则显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为1895　年8　、9　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支机构及其他类似社团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社团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经济资助。士子们一旦涉人政治就马上拿起笔来。学会开始出版报纸和期刊。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于1895　年8　月起为强学会编辑日报，起初借用了一份传教士所办月刊的名字（《　万国公报）》　并从中翻译了许多文章。当时尚年轻的梁启超还一度协助过属意革新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运动开始成立小组、举办会议讨论、积极发行报刊，这与传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阶层之外的大众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来了。
改良思想
士子们自幼接受渗透整个社会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对他们而言，要变革，首先要变革思想。改良理沦的发展历经了两代，进展极为缓慢。其先驱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具有“经世”思想，认为应当从体制_　上进行管理及制度的改革。他在鸦片战争中首先推行使用西方武器。随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高涨，要求使之合理化的需求也日渐迫切。人们应如何利用西方的东西来走中国的道路呢？
答案一是明确区分所要保卫的和所要采用的，即区分结果和手段。日本改革者曾使用过这样的口号：“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在中国，允许“自强”实施的思想最终集中体现于19　世纪90　年代由张之洞首倡而流行的一句口号里，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在有判断力的人看来却是似是而非并有误导嫌疑的。这句口号借用宋儒的“体”“用”之辨，将“体”即“实质”和“用”即“运用”区分开来。这门术语表明任何事物的内在实质同外在功用都是相互依存的。例如，这曾用于君子的“修身”和“治人”以及统治者的内圣外王之道上。所以，张之洞的口号是强攀理学旧论套在西化的新生事物之上，这就遭到批评家们（如严复）的驳斥。严复在19　世纪60年代曾翻译过J　？　S　．穆勒、T　。　H　？　赫青黎和赫伯特？　斯宾塞等西方进化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作品。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均不乏独到之见。严复指出，中西学术各有其实质和功用，体用之说只是虚妄之言，因为技术会影响价值，采取的手段也会决定结果。
另一种手段则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内为西化找到立足之地，这其实也是“借古以察今之变”的一个变体。于是19　世纪6O　年代在北京的同文馆就宣称西方科学的祖源是古代中国的数学，并由此承认了西方学术。到了80　年代，为西学所进行的这种有失严谨的辩护即汾此脉络进行，例如，认为化学源自中国古老的五行争说，而使化学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们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变革的法则，于是泛化“法”这一术语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扩展了传统观念中“变法”的含义。“法”的字面意义是“方法”，但在广义上也意味着“法律”或“体制”。原来的中性的词组“改变方法”就开始具有改革最根本的体制的含义。例如，19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文人们呼吁建立议会，他们引经据典来使之合理化，大讲“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不过，对于当时西方作品中古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人们却仍无法在中国的传统经典中找到对应之物。
康有为对儒学的重新阐释
康有为曾在1895　年的事件中激烈地上书请愿。此后他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了阐释，这样就可以利用经典准许西化，通过儒学容纳进步思想。康氏出生于广东一家门第显贵的士大夫家庭，从小就熟读经典，但他随即发现这些经典言之无物。。据康有为后来｝外忆，他的老师总是告诫他不要过分自以为是，但他在21　岁的某天冥想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大悟，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尔后康有为即以圣人自命并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传统。首先，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今文运动，对某些“古文”儒家经典的确实性进行质疑。对于就儒家传统大做文章的改革者们而言，“今文”派的解释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理学正统的垄断局面就被打破了。康有为综合了“今文”派做出的各类研究，于1891　年对数种经典大加挞伐，其结论是：古文经典不能作为“汉学”的基础，宋代学者所尊崇和阐述的经典大都是伪托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