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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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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目的服务。当时的中国共卢党力量薄弱且经验不足，而莫斯科又在万里之外遥控指挥，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国民党和蒋介石从他们当时的胜利中得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结论，即维持国家政权根本上要靠大工业支持下的正规军队。这个结论日后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看不到组织起来的农民同样有能力帮助建立政权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有一代人均持此观点，他们的历史比共产党还长，与城市和地主阶级的联系比农民还要紧密，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规划中完全忽略了农村社会革命。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从1928 年到1937 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为期10 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可惜西方却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10 年间，苏联开始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时期，而纳粹德国则开始兴起。日本侵略中国未曾受到亚洲以外势力的制约。南京政府与西方进行了全面的接触，但未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而中国农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同时向现代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国传统寻求答案，结果一无所得，受到挫败和失望的双重打击。在旧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新兴现代国家大多有过此类典型经历。旧的政体和传统看来已经破产，而西方模式又不适合国情，忧心国事的领导人向这两者寻求启示，但没有一个给予他们帮助。
国民党时期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是现代政府和经济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落后。即便到了这10 年的后期，四五亿中国人拥有的现代公路里程与只有2500 万人口的西班牙相当，拥有的铁路总长度不及意大利或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拥有的电报线总长度不到法国的1 / 3 ，创造的工业产值还不及人口800 万的比利时。
为求建国良策，30 年代的中国人纷纷转而师法西方，因为日本和苏联均证明不是友善的师长。这种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成了南京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政权根基的浮浅。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就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业的落后与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结果，南京政府对现代金融、外贸、国际交往及交通和通迅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它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醉心于现代事物的官僚一到农村则往往感到不快。
国民党的弱点同样也来自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它先是不断把新占领区的投机官僚吸收进自己的机构，其后又把年轻的共产党对手一一荃除。国民党刚掌握政权就抛弃了创业时期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式组织形式，转而镇压学生运动，对地方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听之任之，丧失了早先的使命感。简言之，国民党已蜕化为一架官僚机器，变成了反革命的政权。
蒋介石
尽管君主制已在2O 年前废除，中国政局还是需要有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这样一种人不是总统制或是主张权力制衡的立宪制政体所能产生的。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这个独裁者必须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于是蒋介石成了惟一的人选。蒋介石其人立志献身国家，意志顽强，政治手腕老练，有时也多少有些迁腐二他出身于浙江地主家庭，一生推崇曾国藩的为人，青年时期在日本士官学校曾受武士道的影响，后来在有军队才有地位的军阀政治时期积累了政治经验。在苏俄学习时期，蒋介石学到的更多的是治军方略而不是组织群众运动。他不相信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发动群众会有什么用处。不管怎么说，他也碰到了任何执政者都面临过的问题：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要应付所有潜在敌手，必须时时控制所属部队和战略资源，并且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蒋介石需要双管齐下，在身居高位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1927 年蒋介石和孙中山遗婿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从此他和蒋夫人一样成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通过夫人、妻弟宋子文（哈佛大学毕业生）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奥伯林学院毕业生）的关系与西方保持联系。他任用这些有美国背景的亲戚主持财政，安排有日本背景的老同事主持军事。在党派政治方面，算不得国民党元老的“外人”― 蒋介石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处理好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关系，并通过拉拢、分化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及其嫡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1927 年，蒋介石数次和两派中的一派合作以打击另一派。之后，他和胡汉民合作把汪精卫排挤出政坛。1931 年胡汉民和汪精卫结成联盟，而蒋介石却因日本的入侵而成为不可缺少的军事统帅。后他又与汪精卫合作了4 年。1936 年胡汉民死去，蒋介石在1938 年成了国民党领袖。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1935 年遇刺未死，政治上的失意和个人私怨使他于1939 年投靠了日本人。
“蒋委员长”很及时地驾驭住了党政军这套三驾马车，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动用服从他个人意志的官僚机器稳住了地方势力和竞争集团。他的军队主要由“黄埔系”军官指挥，这些人是他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的学生。他们控制了庞大的军事机器和秘密警察组织，压制广西军阀和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在党内，蒋介石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通称为“CC 系”）为首的“组织系”建立了主要培训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院、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这个派别的各机构有它们独立的人事档案、经费来源和秘密警察组织。二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政治系”，这是一些与实业界有联系的政客和官员的松散组织，部分源于梁启超的“研究系”。国民党从来没能对它的成员严加约束。它能控制的党员人数在200 万到《 旧万之间。在它的党建结构上，不断扩大的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被党内高层不断加强的集权倾向所抵消。1924 年召开国民党一大时有150 名代表；1945 年召开的六大囊括了各界知名人士，代表人数达到仪旧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 年成立时，有24 名正式委员，17 名候补委员，但到1945 年便发展到222 名正式委员和90 名候补委员。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只开两三次会，它的权力便集中到了常务委员会手中。最初常务委员会只有8 名委员，后来扩大到50 名，几乎每周一次例会。由于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党内要人竞相向最高领袖靠拢。由于训政时期（1928 … 1948 ）掌握政权的是国民党而非人民，通常领导政府的政治局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像组织部、情报部、社会事务和境外事务部等一些原本国民党属下的机构承担着中央政府某些部的职能〔 。党政就这样互相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中国党派政治的第一次试验就显示出许多封建王朝统治的痕迹：所有基层军事和文职官僚机器在最高政治层才统一起来，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具有延续性的政党实体选出的最高统治者手中，而后者则于各个政治层面上在或公开或秘密的监督人员协助下开展工作。
军国主义的发展
很多证据都表明，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把注意力从国内改革上转移到加强军事防务方面，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当日本军国主义在持续14 年的侵华战争（ 1931 一1945 ）中最终失败时，中国政府或政府的残存力量要重建国家也只能依靠军国主义政策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国民党政府逼上了相同的军国主义道路，使它否定了在二三十年代所受的西方影响，也失去了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华民族各种问题的机会。在承认这种观点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政客得以发迹的原因。自从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政府就开始在摒弃阶级斗争的同时投身到统一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去。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即共产党人所称的“黄色工会”）受到政府支持，与左派工会展开了竞争，但农会却普遍受到压制。由于未能在农村发动群众并取得支持，国民党政府只好独力与残余军阀作战。1929 年召开的统一善后会议未能就裁军达成协议。军阀割据消失得异常缓慢，军事统一全国的目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国民党内有一派反蒋势力集结在广东，而云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地的军阀只是表面承认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1934 年前在江西、1934 年后在陕西一直是一个地区性独立军事集团。日本军队则从1931 年起在满洲、1933 年起在热河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股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国内各地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力量打打停停。在这方面，南京政府的相对胜利就是蒋介石的胜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军事机器越来越不像以前国民党领导下的苏式党军。相反，它日益成为对其缔造者与军事指挥者惟命是从的小集团。
蒋介石在1927 年辞退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后，转而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接受德国援助并采用了和日本极为相似的德国军事组织结构。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军队及其指挥官自成体系，并不由国防部长管辖。国民党军队同样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并且不受立法机关的干预。军事委员会在各军事部门之外也不断增设为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在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黄埔军校毕业生毋需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就能担任要职，并在不受预算限制的情况下挥霍国民政府的收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中央军很快就扩充到了30 万人。要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不胜负荷。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构筑了防御工事。兵工厂制造出德式武器装备，德国专家得到重用，而他们还未见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合作的战术，但早晚会遇到“运动战”和蒋介石的“焦土战术”。
经济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10 年里，国民政府效法了集权制程度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主要是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但是，当国民政府试图将预算制度和审计程序推行到自行其是的军队中去时，这一计划在这个一向无法无天的部门中搁浅了。至于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就更成了空话。此时美国自己正经历着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尚无通过政府间项目开展对外援助的打算。
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是财政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仍有30 多家外国银行在营业。它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还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政客、军阀、商人和投机者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它们一度控制了上海白银贮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上的硬通货。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其资产高达5 亿美元。而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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