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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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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湾断交后，美国仍对台湾有很强的非官方“兴趣”。美国仿效日本，通过一个设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间接维持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这一事实上的美国大使馆被称作“台北美国学院”，由退休外交人员任教。197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 ，决定继续保持所有经国会立法审议通过的美台经济联系，并且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迫于北京的压力，美国在1982 年同意削减对台武器销售，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只是“远景规划”。协议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美国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长期以来，台湾对大陆奉行“三不”立场：不接触、不妥协、不与共产党谈判。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北京把它的政策从解放台湾变为呼吁台湾当局自愿回归祖国。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北京允许台湾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实行自治，如它可以保留原先的政府、军队和经济制度。台湾拒绝这项建议，声称这是共产党的诡计。但从70 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与大陆之间通过香港进行的非官方贸易已在稳步增长。！987 年，台湾取消了居民不准到大陆旅游的禁令。之所以有这项政策上的转变，是因为缓慢扩大的个人自由、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增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台湾岛内文化生活的兴盛，使当局对赴大陆旅游的居民回岛的信心大为增加。台湾当局更希望赴大陆探亲的人能把台湾生活优于大陆的情况告诉在大陆的亲友。北京方面的反应是声明它热烈欢迎台湾同胞回家乡看看。
1949 年后，台湾在美国的视野中变得很是瞩目。和香港一样，它象征的意义和它本身的大小不成比例。但是，在开始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时，我们必须记住，台湾只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
第1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袖
起初，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样认为，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农民在革命中只起辅助性作用。但是毛泽东在1927 年写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很快从实践中认识到把群众性农民组织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1927 年和1928 年之交的冬天，他带领由朱德担任军事指挥的几千人来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在那里建立起了根据地。但是他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为他的武装运动正名。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定义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里，毛泽东在不同的语境下借用了列宁在1905 年使用过的表述方式。《 劳工法》 则将诸多特权赋予了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
红军作为代表阶级的军队享有许多特权。土地被重新分配，但并未大力推行集体化。
毛泽东的地位逐步上升。1932 年，由留苏学生控制的中共中央放弃上海，把中央委员会迁到江西，毛泽东的地位上升暂时停止。1930 年底、1931 年4 月间、同年7 月及1933 年，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红军游击队把国民党军队引入山区加以歼灭，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在1933 年年底和1934 年，国民党采用“碉堡战”封锁苏区，步步为营向中共根据地推进。结果，10 余万红军从江西根据地突破重围，趁着夜幕的掩护踏上了长征之路。他们边战边走，一年中步行创X 幻英里，创造了人类意志力量的神话。直到1935 年1 月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会议才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尽管如此，在以后几年的党内会议上继续有人反对他的路线。
延安时期
1935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不足2 万人的部队到达陕北。自1936 年年底起，他们把总部设在了延安。这是一块贫瘩的黄土地，到处被侵蚀得沟壑纵横，车辆交通不便。这里易守难攻，但是普遍缺水。由于农民很少有余粮，地主也不多，它为简单的平均主义和自力更生生活方式提供了自然环境，不存在都市中的种种弊病。在延安的10 年为毛泽东提供了机会，他在整整一代中共领导层都打下了他的烙印。当长征结束后，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时，他发现了一群充满自信和乐观进取精神的革命老兵。他们的穿着及对农民事业的献身精神被斯诺写进了《 红星照耀中国》 （即《 西行漫记》 ）一书，使全世界的读者为之神往。
1937 年时形势已很明朗，中国抗日战争能够牵制日本进攻苏联并使南京政府无暇对共产党发动进攻。所以在日本1937 年7 月7 日在北平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统一阵线加人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这第二次国共合作其实只是两支军队停火后勉强建立的合作，合作初时双方热情很高，但不久就迅速低落下去了。共产党在全民族解放抗日战争的全新背景下扩张自己的力量，因为全民族抗日本身就要求发动农民武装自卫。有组织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于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儿省边境地区，最早的晋察冀坑日根据地建立于1938 年。到1946 年，据称有19 个“解放区”的根据地，控制的总人口在7 （ X 旧万到侧I 心万之间，保卫根据地的有大约2 叨万民兵和号称有91 万共产党正规军。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使它成为在东三省抗日运动中最有力的领导者。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发动农民这一层面上无力与共产党竞争，只能对延安地区进行封锁。
战时共产党暂时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为减租减息。地主获许保留土地，可以收取经过削减的地租，同时也有权参加地方选举。与以前实行的苏联体制不同，共产党这时宣布通过“三三制”进行直接选举。政府中共产党代表古1 / 3 ，另外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各古1 乃。由于人民在战争年代的自由政治角逐中自愿支持共产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不断壮大起来，虽然当时日军及其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权本来都可能取代它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计划包括发动军民从事生产以实现各个解放区粮食自给的“大生产运动”。尽管没有使用种子改良和西方农业科技，共产党通过提倡合作开荒、农民间的换工及运输互助的方式开办小型手工业合作社弥补了这一缺陷。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共同目标劳动并通双领导和宣传控制这些组织，使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通向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新路。
思想建设
毛泽东在1940 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是：在统一战线武装反对日本侵略和在解放区开展党的建设。还有一个不常提到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百万大军。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长期革命目标的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盟友，以便与国民党竞争、打击日本侵略军和重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战术日趋复杂、灵活和有效。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孤立对手，把所有可能的盟友和中间力量从对手那里分化出去，关心后者的利益并照顾他们的特殊需要，但永远不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做妥协交易。国统区的“统战干部”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并不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领域被一批能干并献身事业的秘密党员不断渗透，他们心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明天充满了信仰。同样，“友军”互助活动也使一批有才干的将领渗透进国民党军队并得到升迁。但是统一战线也树立了战时友好互助的风气以及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榜样。事实证明，武装斗争可以与统一战线紧密结合，以此打击被充分孤立的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顽固派分子。
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第二个组成成分是党的建设。共产党员人数从1937 年的4 万人增加到了1945 年的120 万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统一的马列主义政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它其实比以前更不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农民这时被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它的活动范围已超过100 万平方英里，共产党要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必须要有思想上过硬的共产党员干部，于是教育新干部就成了关键。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延安几千名学生先后进入党校学习。
1942 年毛泽东发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整风”运动，力图纠正党员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及发言与写作上的不正确态度。小组中长时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上公开认错和悔过成了标准程式。整风的目的在于保持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党的战斗性，使它能够胜任今后的任务。党做出了很大努力对仍受自由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气质或封建道德影响的新党员进行再教育，使他们服从党的纪律。
这次整风运动也标志着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国际主义者”们最终被清除出共产党的队伍，这些人均曾长期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全党一致同意马列主义思想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推广到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中去，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一种“民族形式”。这一观点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它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创立20 年后，共产主义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微弱影响下完成了它的中国化，从此以后共产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来思想。它的主要成功就是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基础上建设起了列宁主义政党，证明共产主义制度实际上可以脱离无产阶级而存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向阐释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并不来源于他的阶级归属。根据新的定义，他的阶级归属可以由他的思想倾向决定，也就是说，一个思想进步的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这是主观政治思维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胜利。
毛泽东写于1940 年的《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是一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统一战线定性为一个临时性阶段，同时再次强调了党的长期任务。为了使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能赞同、理解他的观点，毛泽东果断地自称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和“五四”运动的传统，而在面向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为共产主义理论做出贡献的理论家的地位。而实际上，毛泽东的“创新”来自于实践而不是理论领域。他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早期共产主义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表述。他真正的贡献在于创建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群众的支持。
普通人民当中兴起了一种新的信仰，它强调人民的解放，目的是唤醒和激发中国农民的大众活动。文艺领域盛行木版画，因为成本低并且易于大量复制。大合唱和一种古老的乡村舞蹈形式结合，产生了一种称为“秧歌”的新型艺术形式。秧歌是一种穷人的戏剧，它采用民歌曲调串联舞步，寓教于乐地表现日常生活的主题。普通大众对革命理想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现代科技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重塑和丰富农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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