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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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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家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这舒适、安稳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改造爱因斯坦,相反,他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独。他的朋友和访问者都这样说过:
爱因斯坦“以前的生活是豪放不羁的,现在开始过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来了他的家庭如同柏林的典型小康之家一样,家里有豪华的家具、地毯、画。”但是,“人们踏进爱因斯坦的房间时起,就会发现他是这样环境中的‘外人’——中产阶级家庭里豪放无羁的客人”。
尽管艾尔莎对新的家庭很满意,也深深爱着爱因斯坦,但许多人发现,或说感觉到爱因斯坦与艾尔莎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艾尔莎卧室的隔壁是两个女儿的卧室,爱因斯坦的卧室则在楼下大厅里。他们俩看起来不像是一对有事共同商量和考虑问题的夫妻。艾尔莎有一次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爱因斯坦的意志是“难以揣测的”。她很注意社会地位和他人的舆论,在这一点上她与丈夫恰恰相反。爱因斯坦则在许多场合说闲话的时候流露出,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他对神圣婚姻的快乐是有保留的。例如,有人看见他不断地清除自己的烟袋,就问他,是因为喜欢抽烟才抽烟呢,还是只为了清除和重新装满烟袋呢?爱因斯坦回答说:
“我们的目的在于抽烟,我想,结果总有什么东西堵塞住了。生活也像抽烟,婚姻更像抽烟。”
1936年艾尔莎刚刚去世不久,爱因斯坦给玻恩写信说:“我已经十分适应新的环境了,就像洞穴里的熊一样,与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我现在觉得自由多了。由于我的老伴去世,这种熊的特性也增多了,她(比我)喜欢交际。”爱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够优雅然而很坦率地描写出自己的家庭。1955年3月,爱因斯坦终生的挚友贝索刚刚去世不久,他给贝索家里写信说:“我最钦佩贝索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多年来不仅与爱人和平相处而且一直相亲相爱——很惭愧,我每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独了,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书房,是由一间堆放东西的阁楼改成的,在宽敞、明亮、舒适、优雅的书房里,他不自由,而在这离开豪华陈设的小阁楼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乐椅里;一张圆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和草稿纸,四壁都是放满书的书架;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原来还有一张牛顿的肖像,搬家的时候丢失了。从小窗户里看出去,是一片屋顶的海洋,他仿佛置身于孤岛上。这里是与世隔绝的,除了助手,谁都不准进来。爱因斯坦需要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在孤独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体。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在艾尔莎与爱因斯坦结婚半年之后来到柏林,并住在儿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1902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16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1919年12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1920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2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
“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伟大的验证
在20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1919年日蚀观测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人们厌恶战争、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呵!”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全日蚀的观察中,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1919年初秋,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话是:
“亲爱的妈妈,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爱丁顿在9/10秒和14/5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1907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观测不出来。1911年,布拉格的教授发现,这个效应在日全蚀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并且发现,在日全蚀的情况下变曲度是0''。87①。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牛顿,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微粒说中也能计算出这个0''。87。1912年,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1915年,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1''。74,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因子2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①0''。87: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1914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坚定,他写信给贝索说:
“不论日蚀的观察是否成功,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1912年,一支阿根廷日蚀远征队开到巴西,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1914年夏季,由弗罗因德里希率领,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观察8月21日的日蚀,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1915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1''。74,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蚀观察的数据。可日蚀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1916年,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蚀的机会,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蚀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1918年6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1916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4,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4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
“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0''。87,也不是1''。74,而是3''。4,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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