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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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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星散其间，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些许欧陆风情，展现出了它的原设计者，法国城市设计师皮埃尔·朗方的美学风格。它的规模与质朴，使得它与其它大国的首都相比别具一格。该市的人口不足60万，面积仅为6825平方英里，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不许建摩天大楼，按世界标准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既没有纽约或洛杉矶那么强的影响力或令人叹为观止的辽阔地域，又没有巴黎的辉煌，也不像东京或伦敦那么密集交错，但市内众多的公共建筑和纪念建筑物的希腊与罗马风格，却将它与昔日古典主义的荣光，具体而言，是与伟大的共和国与共和制，而不是与帝国和帝国传统联系在了一起。
这座城市的雕像与纪念建筑物，纪念的是那些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们，其中不少都不是美国人。乔治·华盛顿的挚友，美国革命事业处于黑暗时期之时在福奇山谷给了他极大鼓舞的拉裴特侯爵即来自法国。他从自己所在的公园，放眼跃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可以将对面的白宫尽收眼底。当然，杰裴逊、华盛顿和林肯这些伟大的开国元勋和拯救者有着专门的大理石纪念堂，纪念堂的墙壁上铭刻着他们各自的讲话。在华盛顿，人们将敬意投向政治家和哲学家们的原则和思想。这些政治家和哲学家均是支持众生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者。这里没有为征服或征服者而设的纪念碑，没有凯旋门，没有勃兰登堡，没有白金汉宫，也没有紫禁城。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念碑，所纪念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惟一输掉的那场战争。川流不息的人群每天神情肃穆地走下倒映池附近越南战争纪念碑那平缓的斜坡，到镌刻着阵亡将士名单的黑色花岗石上去寻找朋友、儿子、女儿、妻子或恋人的名字。没有哪位陆、海、空军的将官能吸引得住如此不尽的人流。在北京、维也纳或罗马，人们情不自禁感到的是对帝国传统的骄傲，华盛顿的外表展现出的却是一种谦逊和素朴，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为建成帝国中心而设计的。
从越南战争纪念碑漫步几个街区，踏上宪法大街朝国会大厦走去，您就会见到左侧的椭圆形公园，从那里可以看到白宫的后面。白宫虽然绝对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官邸兼办公室，却没有那些地方通常所有的那种气派，与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华盛顿湖畔为自己建造的66万平方英尺的豪宅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它的庭院和园圃景致秀丽，管理维护得也非常好，但跟洛克菲勒在波坎蒂科山的庄园或天皇在东京市中心深壕环绕、树木成林的城堡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更不足以为道的是白宫那些办公室。我第一次去参观椭圆形办公室时，不禁为它如此的狭小而震惊。如今大公司大多数总裁的办公场所都比它要大。白宫内其它办公室简直就更是小得可笑了。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的房间好容易才放下一张茶几和一把来宾坐的椅子。他副手的办公室只放得下一张办公桌。看来白宫显然从来不准备建成一座宫殿。
我们美国人从小就受到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传统教育。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之所以来到这片土地，就是为了逃离欧洲君主制与帝国的压迫、腐败和强权政治。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那些“从戎投战的农夫”，康科德和波士顿那些召之即来的民兵，以及那些弃耕猎于不顾而赴蒙茅斯和约克敦投身在华盛顿麾下的志愿者从英帝国手中赢得了美国的独立。言辞坦率的本·富兰克林虽然没有穿欧洲宫廷的奇装华服，没有沿袭欧洲宫廷的礼节礼貌，却智胜了法、英两个王国的政府，扩大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土，保障了自由的推进。对这些早期的美国人来说，欧式常备军以及这些常备军似乎需要的那些“缠人的盟友”（杰裴逊语），是一种需要避开的危险，这已成为他们的信条。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民军的传统，每逢紧急情况即把民众召集起来抗敌，危机一结束再将其遣散。对美国人来说，帝国这个字眼意味着征服和违背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外邦，它所代表的是旧世界的邪恶本质，与美国以之为建国基础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正是我们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将之消灭的东西。
随着美国势力在20世纪的增长，“不情愿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也有所发展。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十分精辟。他说，“有些国家的大国地位是挣来的，美国的大国地位是送上门来的。”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并不谋求扩张势力范围或领土，它只是在被迫维护自己的势力，而且是为了保障和平与捍卫民主的崇高目的。美国两党的领导人对此看法均有过清楚的解释。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说，“美国不是从它具有获取并维持对他国霸主地位能力的角度，而是从它具有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与他国共同协作能力这一角度去界定自己的实力——实际上即它的伟大。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深度在大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补充说，美国是“第一个非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也不甘落后，1999年秋天，他对加利福尼亚的听众说，“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一个有此机会却将它拒之门外的强国——因为伟大比强权更诱人，正义比荣耀更可取。”在这一点上，布什无疑和他的绝大多数同胞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三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6月1日，已当上总统的同一位乔治·W·布什，在对西点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班学员发表讲话时却改变了看法，彻底推翻了美国两百年来的战略原则。讲话伊始便不乏先兆。他说，“美国既没有帝国要扩大，也没有理想国要建立。”“我们期盼他国得到的，”——他认为——“只是企盼我们自己得到的那些：不遭受暴力的袭击，获得自由的报偿，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布什接着却强调指出，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威慑与遏制防御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依然适用，但“新的威胁也要求有新的思维。”他接着说道：“我们必须到敌人那里去打仗，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要去对付它。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通向安全的惟一道路是行动之路。”
第一个行动不到两周就到来了。6月13日，美国正式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接着，9月20日，如今被正式宣布为“先发制人”的新原则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这种报告是每个总统均须提交给国会的文件）中更加彻底地得到了完善。报告开始即称，美国决不会用它空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强行获得单方面的优势，而宁愿建立对人类自由有利的力量平衡。报告强调，只有那些致力于“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并保证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国家，“才能使自己的未来得到保障。”报告接着指出：
任何地方的人都想畅所欲言，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有信仰自由，能让自己的孩子——无论是男还是女——受到教育，拥有自己的财产，享受自己的劳动效益这些自由观是正确的，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保护这些价值观不受敌人的践踏，是爱好自由的人们共同的心声。美国将利用这一时机，将自由的好处扩大到全球。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有关人的尊严的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以法治国，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妇女，容忍不同的宗教与种族存在，尊重私有财产。
文件至此并无什么不正常的内容，但接下去说明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的办法。总统说，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如果有必要，还会通过“先发制人”来保卫自己。为了防止有人不明白这一点的含义，文件在结尾处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去劝阻潜在的对手，让他们不要怀着超过或与美国势力并驾齐驱的希望去搞军事集结。”换言之，我们现在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希望处于这种地位，并打算将其一直保持下去。
这种新的优势说与先发制人进攻原则的突然提出，不仅使美国多年来实行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逆转，而且还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根基。三百多年来，该条约一直支撑着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国际体制。这一条约本是为结束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签订的，作为一项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它承认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一国不能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布什的理论似乎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又与纽伦堡审判中将“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战争罪论处的结论相悖。联合国宪章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这一新政策虽然出乎世人的意料，实际上却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苏联在老布什政府接近尾声时垮台，美国防御机构突然面临一个存在判断的问题。在没有“邪恶帝国”存在的情况下，美国继续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分布广泛的军队并给予其预算支持的意义究竟何在？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要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为新的美国防御战略拟订指导方针。鲍威尔在1992年初向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曾对新战略有所暗示。他说，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去“制止任何梦想在世界舞台上向我们发起挑战的挑战者。”他还说，“我想成为街区的霸王，”这样，“试图向美国武装部队发起挑战就不可能成功了。”1992年3月透露给《纽约时报》的新国防规划指导方针认为，美国防御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再出现新的对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使盟友和对手都相信，“他们不必力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先发制人的力量若是一种选择，美国就要保持规模可观的核武库，同时还要劝导其它国家削减或放弃自己的核武库。最后，新的指导方针暗示，未来的联盟将是“临时的权宜性组合，常常不会延续到所对付的危机以后，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般性地赞成要实现的目标。”
这份文件草案的透露，激起了猛烈的批评浪潮。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试图让切尼置身事外，称这份文件是“底下拟的一个草稿，”国防部长尚未过目。1993年1月，五角大楼最终公布了一个口气较为和缓的文本。不过，那时公布已无异于告别之举，因为老布什给新的克林顿政府一让位，后者很快就将新方针搁置起来了。现在，九年过去之后，小布什政府又把它从搁架上取下来，作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采用了。
此举或许不该令人感到惊奇。上个十年，相当可观的一批先驱就在为新生的美帝国标划航程了。《华尔街日报》的前主编马克斯·布特要求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朗，或许还有其它地方，并且要在那些地方强行实行自由民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京和波恩所做的那样。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后来成了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金斯1997年写了一本书，题名为《不情愿的治安官》。到了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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