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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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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缅…印战场的美军总指挥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跟蒋介石及其夫人打过交道后，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看法。史迪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由于他发表意见时直来直去，因此被称为“刻薄的美国佬”。比起对日作战来，蒋介石更感兴趣的似乎是节约战争资源，准备和毛的共产党最后摊牌。由于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已经多年，史迪威精辟地描述了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结盟的对象是一个愚昧、无知、迷信的土包子。”史迪威发现了共产党人的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积极抗日；同时他也看到，由于蒋介石的将军们贪污，士兵吃不上饭，领不到饷；在军事部署上，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对付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的。史迪威为改革贪污贿赂盛行的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奋力斗争，并要求拥有一定的指挥权。这样，他就可以和共产党一道把一支真正的中国军队投入战场，去抗击日本人。正因为如此，蒋夫人才利用她的个人魅力和故友新朋以及卢斯手下是非不辨的报刊，革了史迪威的职。怀特的总结非常到位：“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是个完全不能执政的政府。他〔蒋〕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人民也毫无用处，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如果当初史迪威能够自主行事的话，共产党没准也不会赢得江山。即便赢得了，也是以我们盟友的身份赢得的，至少不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但是史迪威并未能自主行事。日本人投降之后，由于国共再次反目，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的共产党之间爆发了内战。尽管蒋介石有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但他根本不是毛的对手。共产党的军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轻松地横扫国民党军队，缴获了美国提供给它的所有武器，并用它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美国人活活成了给共产党提供武器的人，而国民党则扮演了送货郎的角色。怀特把这个腐败的制度和受美国支持的政权描述为“坦慕尼协会坦曼尼协会——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由于好施小惠，贿赂敌对政治派别的领导人，致使“坦曼尼协会”一名成了腐败政治的同义词。——译者注的腐败和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又译宗教法庭，它是天主教教庭的司法机关，用以镇压异端以及炼丹术、巫术和魔法。——译者注的残暴”的结合体。但是卢斯的《时代》杂志不愿登载这种坏消息，因为“它摧毁了他的世界观”。
卢斯并不是惟一一个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就在怀特寄出《时代》杂志不愿发表的文稿时，美国外事部门的一群中国问题专家，其中包括约翰·谢伟思，正向华盛顿报告内容类似但美国官员不愿了解的情况。结果，怀特辞职离开了《时代》杂志社，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蒋介石带着中国的金条逃往台湾岛。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和他夫人仍然深受卢斯的喜爱；由于参议员乔·麦卡锡和一些保守的左翼分子指责约翰·谢伟思和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给丢了”，谢伟思因此被解职。
一踏上台湾岛，蒋介石便下令处决数千名反对派人士，建立了国民党独裁统治；台湾因此被迫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军事管制。蒋介石坚持认为他的政府仍然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还说他要反攻并重新夺回大陆。许多国家很快便认识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毛的共产党政权已控制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纷纷与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不在其内。它还沉浸在以为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这一幻想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实行对华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这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造成这种幻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朝鲜战争。1949年，蒋介石一飞到台湾，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宣称，福摩萨（即台湾）不在美国的环形防御带内。如果情况继续如此的话，共产党无疑会较快地占领台湾岛，结束内战。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被派往台湾海峡巡逻。在后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时代》杂志、一些宗教组织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如参议员沃尔特·乔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腊斯克，均使美国民众相信，蒋介石在台湾的腐败独裁统治是自由和民主的胜利。
尼克松所需要的技巧是，在实现与北京修好目标的同时，如何放弃蒋介石但又不让美国人看上去似乎要终止对台湾长达二三十年的支持。通过“创造性的举棋不定”和在措辞上耍点花招，尼克松做到了这一点。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蒋介石仍然幻想自己的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自己很快将反攻并控制大陆。在《公报》中，中国申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坚决反对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因为蒋介石也持同样观点，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所以美国宣布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表述很聪明但略显诡诈。不过，接下来的内容确实让美国人承担起了义务。《公报》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不过，“最终”可能意味从此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和与台湾的军事往来一如往常，丝毫不减，而且美国一直把美国驻华大使派往台湾。
1979年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后，中美才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交时，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同意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废除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出所有的美军。武器出售问题遗留了下来，没有得到解决。看上去似乎要把时任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的省长似的。但是，蒋夫人及其继子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支持者。尽管台湾实行了三十年的新闻审查和军事管制，但是他们仍然把蒋夫人及其继子刻画成争取自由斗争的胜利者。
他们在美国国会中也有朋友。卡特政府草拟了一个法案，本打算处理一下美国将对台北的外交承认转为北京所涉及到的无数法律细节问题。这个本来很平常的法律文件被由两党亲台议员组成的小组变成了《1979年对台关系法》。该小组由我们的老朋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共同领导。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向台湾出售足够用于自卫（不论这究竟是指多少）的武器问题，同时美国承诺反对任何对台湾动武和施压的行为。这个法案还导致美国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半官方的使馆——美国在台协会。该组织是一个成立于华盛顿特区的民间组织，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成员由国务卿任命。
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美国人违背了自己刚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所做出的承诺。事实上，中国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要求美国予以澄清，这就导致了1982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台湾的对面集结了一支导弹部队，1996年演习时示威性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威胁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要开战。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是，美国人的保证使得台湾政权得以拒绝参加关于采取香港模式实现统一的认真讨论。他们的行为有时也因此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辩论者常常引用他们所打的类似于我那个“毛伊独立王国”的比方，他们常常问：如果中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派部队去支持南部邦联，美国会作何感想呢？
不过，我们所幸不必回答这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半个盟友的作用消失了。这一点，再加上台湾终于建立了民主政权，致使美国保守派中出现了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动向。不过这一问题虽然讨论过多次，但是尚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台商已纷纷把工厂迁往大陆。一开始，台湾政权极力限制这种投资和尖端技术的外流，但是这有点像要求潮水不退那样异想天开。台资企业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大约50万台湾人目前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因此，布什也许会发现，就在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台湾时，最后一名台湾人已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乘船去了大陆。事实上，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1949年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首架商务包机本周（2003年1月26日）已经启航。因此，最后的那位台湾人连船也不必再坐，坐飞机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坐头等舱。
以色列和台湾问题的教训
在对以和对台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容许那些极端自利的团体歪曲它对现实的看法，故意不看相反的证据，这样实际上是在继续大肆自残，同时不必要地引起了别人对它的深仇大恨。由于实行三权分立，我们的政府体制促使一些工于心计的少数人争夺关键职位。这些人有时会受到一些与美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外国势力的严重影响。一个来自人口不足百万的州的参议员，如果在关键时刻担当主席一职，就可以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强盛的国力使得我们长期以来不能面对现实，因此，强盛的国力不仅能够给别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新闻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报导越南的实际情况。现在新闻界仍然没有全面报导以色列、巴勒斯坦、台湾地区以及其它许多关键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经常被自己先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不敢向观众和读者们的偏见发起挑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问题还是出在观众和读者这一边。他们对别的国家的关心常常是有选择的，暂时的，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偏见。美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这些思想要么就是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要么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为美国人鸣冤叫屈的。古巴的问题我就别说了。
第九章 朋友与敌人
自由经济没能解决所有问题
1989年11月9日，当我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看到东、西柏林的德国人从柏林墙顶上噗噗地开启香槟酒瓶塞时，心情与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样，既高兴又怀疑。许久以来，一直作为专制与分裂象征的柏林墙，现在突然成了自由与希望胜利的标志。四十年的冷战，我们这代人一生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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