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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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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逆风千里》早已平反，影片也曾多次复映，但是演员张子良、傅伯棠先后因身体的累累伤痕已经作古；那些因此剧蒙难和侥幸活下来的人，对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却是浸入骨髓般地长痛不已
风雨如磐《大浪淘沙》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每每读起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这首“赤壁怀古”的激情诗，自然会联想到一部同样能引发激情的电影——《大浪淘沙》。广大观众所看到的这部影片，大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殊不知，这部影片的拍摄完成时间，却是比上映时间要早出12年之久。该片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造成极大的轰动效应，并作为中国电影经典名片走向了世界国际影坛。同时，也开创了珠影厂优秀故事影片走进国际电影节的历史。
开拍伊始 众将挂帅
影片《大浪淘沙》，是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他的秘书于炳坤，根据他们联合创作的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初稿《大革命洪流》，与珠江电影制片厂老导演伊琳，三个人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
伊琳作为1938年从演出街头话剧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八路，曾在解放初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厂”），执导过《留下他打老蒋》、《保卫胜利果实》、《扑不灭的火焰》、《刘巧儿》等新中国早期著名影片，后来他又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曾经到越南指导过电影创作，并协助拍摄了越南影片《同饮一江水》。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被召回，调到广州电影制片厂（即“珠影厂”），1958年，拍摄《革命接班人》、1960年，拍摄《慧眼丹心》，后一部拍完即遭批判，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搁几年，伊琳无片可拍，直到1963年王兰西部长提出“一切面向生产的观点，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大力提倡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业务，成为内行”、“要培养出一批为人民服务并且为工农群众所承认的艺术家和技术人才”等指导精神，这是在国家吸取总结经验教训后，及时调整政策方针的正确之举，苦恼的伊琳重又看到了一线生机。当年，王兰西部长和杜埃副部长亲自来到广州二沙头，召开珠影厂的领导和主要创作人员的“神仙会”，明确说明：“珠影目前形势好，成绩大，内外都有起色，要继续鼓劲。”鼓励编导提出自己的设想计划，伊琳深受鼓舞，《大浪淘沙》由此孕育。
《大浪淘沙》原片名即为《大革命洪流》，所反映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靳恭绶、顾达明、余宏奎、杨如宽等四个不同阶层的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受着严峻考验。在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时刻，他们之间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急剧分化，有的坚决革命，有的叛变投敌，有的自暴自弃，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伊琳早在建国初期的东影厂工作时，就认识同厂的演员于洋，时隔多年，他认为于洋的形象、气质，都非常适合该片的主角靳恭绶，而女主角谢辉最后敲定的是上影厂的著名演员王蓓。于洋以《山间铃响马帮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暴风骤雨》等著名国产影片而闻名。而王蓓则在《乌鸦与麻雀》、《武训传》、《丰收》、《人民的巨掌》、《纺花曲》、《淮上人家》、《两个小足球队员》、《聂耳》、《飞刀华》、《马兰花》、《常青树》、《幸福》、《平凡的事业》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在《大浪淘沙》影片中，这位典型的知识女性，与王蓓自身的气质很贴近，人物一出场，就显得很有个性和光彩，故此，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困惑、从迷茫到醒悟、从单纯到成熟，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最后在暴风骤雨中成长的一代革命女杰的形象，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其他主要演员，伊琳则邀请了珠影本厂的演员，如简瑞超饰演忠厚的老大哥（大哥顾达明），史进扮演的革命党人赵锦章，林岚饰演陈独秀式代表人物的右倾分子薜建白，杜熊文扮演软弱沉沦的老四杨如宽，从长影厂调来的郭艺文，饰演另一个革命党人宋珠萍，而沦落成为反革命的老三余宏奎，则特邀湖南省话剧团的刘冠雄。
影片于1963年中旬开始，1966年５月“文革”运动前夕结束，前后历时三年多时间。但在影片拍摄中，所遭受到的各方面干扰，却是用文字难以形容的。
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电影胶片的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其次，因要远赴十几个故事发生的外景地，周期增长，再加上还有参加“四清运动”，更主要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剪掉，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动作，都受到了多方的无端指责。其中有许多场戏，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是，却难以抗拒政治压力的无情冲击，譬如剧中人赵锦章在被暗杀临死时，对着靳、顾俩人所说的那么一大段冗长的台词，明显是为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强迫地加在距此已有四十多年前的人物嘴上，给人以非常明显的生硬之感，这使著名演员史进内心深感痛苦，但是难以抗拒；而另一场戏表现老四杨如宽对自己的恋人刘芬，充满憧憬和单纯幻想，所朗诵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却被指责为“小资调”，而在完成本后，硬是通过对嘴形，而改补上另外一句直露的、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慨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虽符合剧情，但却使情节大为逊色。该片又在同时期出品的为数极其有限的影片中，率先在开头处煞费苦心地硬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也就是“文革”即将开始后流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以弄巧成拙地进行人为抛开艺术的政治主题图解。就这样，反复地折腾，剪辑台上的胶片无休止地修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在当时的电影生产制作中，创下了拍片周期最长、修改次数最多、审查次数最多的多个之最。
1964年，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领导机关审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首先肯定影片的同时，特别指出其中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把影片改好。根据他的指示，这部影片的部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恳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陶铸为此两次亲临珠影厂，与影片的编导、演员和主创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讨论，影片的修改方案经厂党委通过后，再次报请陶铸。1965年，陶铸专程邀请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1966年初，影片根据陶铸的具体意见全部拍摄和修改完成。陶铸又专门邀请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并请他们几位审查，发表意见。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看完之后，面含微笑地走出放映间，在技术楼前下台阶的时候，陶铸笑着问大家：“你们看，这部片子还可以吧？”陈毅同志当时就举起双手豪爽地说：“我举双手赞成！”随后，陶铸又和陈毅继续对这部影片交换意见，认为有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善，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导演参考。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陶铸被打倒，影片的“幕后操纵黑手”被揪出，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徒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甚至还有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人“金公寿”的名字，非要说成是陶铸的隐喻，因为在此前的剧本创作当中，作者曾把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公金寿”，电影界前辈夏衍看了剧本之后，善意地提出意见说：中国的百家姓里没有姓“公”的，再说在南方叫“老公”，“老公”是指女方对自己丈夫的爱称，作为剧中的女性叫起来自然是极不合适，即便是同一男性这样叫，听起来也很不顺耳，何不干脆把前后两个字给颠倒一下。作者欣然采纳了夏衍的意见，于是，“公金寿”就变成了“金公寿”。但想不到这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剧中人的名字，却在此时意外地惹出了麻烦。因为考虑到全部影片的对白已经完成，不得已，编导赶紧把此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可是，当权者仍步步紧逼，围绕此名大做文章，离奇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如出一辙，“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一颠倒，即是“铸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却在“文革”中演变成一场人世间的浩劫。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资深著名摄影师姚士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艺，他的黑白对比用光摄影堪称一绝，但在“文革”风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要清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姚士泉终因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在厂外的甘蔗地里割腕自杀，他的名字便从摄影名单中给无情地划掉了。
《大浪淘沙》已经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导演伊琳被剧组某些风派人物揭发批判，其实这部与陶铸本人丝毫没有关联的影片，却硬被说成是为陶铸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导演硬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惨遭批斗。“文革”运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开始后，身体瘦削羸弱的伊琳卧病在床，他当时受到的严重打击，使他的身体健康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可是，当权领导和造反派却全然不顾，冷酷无情地把骨瘦如柴的伊琳，还是赶到了英德劳改茶场，去接受重体力的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的秋天，伊琳才得以返回厂里，但厂里坚决拒绝接收组织关系，其档案只好暂时放在省文化厅。情形有所好转后，伊琳强烈地表示在厂工作的愿望，并亲自主抓了描写叶挺的《白马将军》和《革命母亲李丽英》、《横空出世》等剧本，都因各方面的排斥，而未能搬上银幕。但他还是壮心不已，帮助导演刘欣拍摄了根据《渔岛之子》改编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等。1979年，蔡辉厂长传达上级的命令，任命伊琳担任珠影厂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已在“文革”中折磨得身体难以支撑，当罗戈东副厂长前去看望重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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