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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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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日军加紧在各作战部队中完成毒气力量的编成，各师团都装备了专用毒气弹发射武器或毒液布洒车辆，并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训练。
抗战八年，侵华日军滥施毒气，公然置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精神于不顾，凶残屠杀中国军民，种种行径令人发指，甚至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曾特地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明确警告。
战后的研究报告显示，8年间，中国共有14个省、市，包括77个县遭受到日军毒气攻击，累计超过2000次，造成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官兵伤亡共计超过70000名。而因日军施放毒气而伤亡的中国平民更是不计其数，已无法准确统计。
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暴行罄竹难书，特别是大规模实施的毒气战惨无人道，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在对国人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极大伤害。
由于日军将二战期间生产的数百万发化学、毒气炮弹主要用于或储存在中国土地上，甚至还在中国土地上组织生产（据战后美军调查撰写的《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性说明（1937…1945）》中的披露，日本先后在中国的南京、浦口、济南、德州和沈阳等地大肆制造毒气武器），战争后期，日本侵略者失败的命运已是近在眼前，为掩盖罪行、销毁政局，日军还蓄意将撤走或投降之前，将毒气弹埋藏或丢弃在中国各地，因此，即使到了60年后的今天，日军遗留在华的化学武器、毒气弹犹在齐齐哈尔等地继续伤害着国人，不仅为数众多的国人无辜成为了早已灰飞烟灭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日本侵略者的最新受害者，而且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
据统计，数年来在中国华北、东北一些地方陆续发现的侵华日军埋藏或遗弃的毒气炮弹经达200万发之巨。最新的一起事件发生于2003年的8月4日，据新华社的报道，〃当日4时，齐齐哈尔市某开发公司在一处工地上施工时，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上午9时，两个民工买下这5只金属桶，并对其进行了切割转卖，两只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外泄。致使污染被扩散，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本次事件伤及人数之多，受害者病情之严重，为建国以来罕见〃。
专家介绍，〃8。4〃事件中令市民突遭伤害甚至致死的是一种被称为芥子气的毒气，烈度甚大，素有〃毒气之王〃之称，毒效数十年不减，予人伤害也是终生性的。
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迄今有超过2000的中国人在战后遭到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直接伤害，其中一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尚存者中的大部分基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根据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我国研究日军遗弃化学武器问题专家步平的研究结果，在中国境内大约有200万枚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炮弹，这些炮弹分布在十几个省、市的广大地域内。
〃别让我们再枕着这个大弹药库睡觉了！都四、五十年了，日本人早就该把这些化学武器销毁了！〃，一位曾经目睹齐齐哈尔毒气事件的普通老人曾经情绪激动地这样告诉来访者。
记者在采访一位母亲时，对方说，〃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太大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还生活在这个阴影当中，别再让孩子们受到威胁和伤害了！〃
是啊，和平的年代，当年日本侵略者曾经带给我们的战争阴影和人间苦难，却似乎依然挥之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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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流砥柱
武汉民众举行罢工抗战大游行新四军军队领导人新四军挺进长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战士英勇阻击敌人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构思宏大、针对性和指导性都很强。在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制定保卫武汉战略方针时，周恩来将其中的精髓和要点向当时代理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白崇禧作了介绍，后者为此特地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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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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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武汉的战略性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日军针对大武汉地区的战略性进攻作战也作了较有预见性的研判，并将这些认识和判断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政府进行了积极沟通。早在1938年初，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就提出了保卫武汉的战略计划，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日军将集中力量进攻武汉等地。在作战指导上，建议〃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采用战略性内外线结合作战，即〃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这些建议高瞻远瞩，可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没有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在3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董必武也撰文强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武汉，有遭遇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同样命运的危险，而保卫大武汉就成为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构思宏大、针对性和指导性都很强。在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制定保卫武汉战略方针时，周恩来将其中的精髓和要点向当时代理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白崇禧作了介绍，后者为此特地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后据程思远的回忆，〃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值此制定作战方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也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保卫武汉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敌军击败和消灭在一切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
徐州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当前紧急的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当6月12日江上重镇安庆失守之后，刊登在6月15日《新华日报》上的一篇社论大声疾呼，〃轻视武汉之重要，将给第三期抗战以重大的损害〃。
随着战事的演进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战略方针，在强调保卫武汉的同时，也强调要避免条件尚不充分具备的决一死战，更不能机械地死守、死保。7月7日周恩来发表了题为《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的重要文章，在依然认为要以〃最大的决心〃实施武汉保卫战的同时，也指出了〃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的可能选择。8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强调，〃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应该说，这些认识和调整是基于十分冷静和客观的判断的，既符合当时中国抗战敌我力量对比依旧比较悬殊的实际，也符合对日抗战持久作战的总体战略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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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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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准备和爆发之后，中共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活动，积极动员和引导各界、各阶层的民众投身于保卫大武汉当中。
在8月初中共中央的指示电中就明确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群众〃。
〃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会战期间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其中中国共产党人扮演了非常突出的甚至关键性的角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引导、宣传、鼓励和参与下，会战期间，长江两岸各大中城市和县乡中的各界、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都被广泛发动、组织甚至武装起来，形成了前方后方一体、军队民众一心共同抗敌的壮观景象。
从组织力量上看，当时的武汉集中了我党一大批优秀领导人和干部，其中包括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办之后，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提供了重要窗口，此外，通过各级组织，我党还直接发起和领导了一些抗日民众团体，如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一时间，武汉成为了我党在国统区力量最强、影响最广的大型城市。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在肩负繁重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常常挑灯夜战，写下多篇激励斗志、动员民众的重要文章。
在当时武汉举行的各种形式抗日救亡运动，如抗日集会、主题游行、演讲歌咏会、公祭大会、追悼会、慰问活动、宣传周活动、抗日募捐等中，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其中、活跃其间的身影。
比较典型的如193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武汉抗日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我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也组成了参礼队，并高举〃纪念总理逝世，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横幅，在游行队伍中格外突出。4月在武汉举行了扩大宣传周活动，开始那天，恰逢台儿庄捷报，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了献旗庆典，李克农代表周恩来、罗炳辉与钱之光代表八路军与会共庆。5月，参加了在台儿庄激战中殉国川军师长王铭章灵柩经过武汉时的致祭仪式；8月，发动、组织武汉各界发起了〃征求30万封慰问信〃运动；9月，积极协助开展了〃一百万件棉背心〃募集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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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战场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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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期间，中共还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克服敌占区作战种种不利的环境和条件，发动和依靠群众，或破交、或袭扰、或伏击，予国民党在长江两岸正面战场的作战以主动、有力的战略配合。
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就指出，〃我们在第二期抗战中，转入到敌人后方作战，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北籍以争取持久作战的重要方针之一〃。
1938年徐州会战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指示有关省区的我党领导机关，要〃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要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拖住敌人、迟滞敌人，使敌两面作战，占领区也不能稳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给新四军的指示电报中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向各支队明确任务时强调，〃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友军主力正面作战〃。
会战开始之后，八路军以积极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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