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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的努力到了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就完结了。从战争规模看，赌注是整个中国。但是李鸿章的看法不同，他试图推延战争。中国从19　世纪7O　年代就开始建立海军。有一个时期赫德正在为海关缉私建设一个防御性的舰队，他私下里以为有可能被委任为海防总监。可是这个差事却在高级官吏之间瓜分了―　特别是李鸿章自己。19　世纪80　年代李鸿章买了两艘钢甲巡洋舰并从英国聘请了顾问。招标时，德国克虏伯公司中标，阿姆斯特朗公司没有得标，结果中国添了两只较大的德国战舰。可是1850　年末，建设中国海军的资金竟通过官方的密谋可耻地娜用去建造慈禧太后新的夏宫颐和园了。根据赫德的估算，“海军可有3600万两白银余款（折合大约5000万美元）。可是，哈哈！一文莫名了”！　1894　年9　月，他发现“克虏伯的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炮弹里没有火药”。在同日本作战时，只使用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和舰队（华中和华南的都未用），有些炮弹里面尽是沙土而没有火药。中国的满清王朝经过“中兴”后30　年，在战争中对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双方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和新日本的莫基人伊藤博文。这两个人在1885　年为了朝鲜问题曾经会过面。那时两方面各自支持朝鲜国内互相斗争中之一派。李鸿章曾说过：10　年以后，日本的财力和实力将大可羡慕　　此乃中国将来之祸源。”
一点不错，当1894年日本表面上为平息朝鲜的叛乱而插手时，他们一举消灭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并在鸭绿扛口外初次海战中打沉了他的舰队。这支舰队的统帅是一个老式骑兵将军，他命令各舰排成像骑兵冲刺时一样的队列，而日本海军则分两路包抄，将它们击沉。今天当旅游者站在颐和园湖边参观那条大理石舫时，一定可以在想象中看见一条标语：“纪念：原来可以充作前清海军之物在此。”
1895　年李鸿章到下关求和时，他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客气的对话，这段话有英文记录。李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能够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作，不使我们亚洲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　10　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　　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审视，中国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指挥权落在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好像这不过是保卫他一省的边境似的，未免令人惊异。当然满清政府这种缺乏民族气概的怯懦无力是该责备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这是个非汉族的朝廷，而是有更深的根源。显然，毛病在于君主帝制本身，在于它的行政虚有其表，它没有建立现代中央政府正常运行的机制。清王朝经受住了中国人民的多次反叛，但是现在它把握不住对外关系了。日本胜利后，中国在10　年中处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竞相争夺之中。为了赔偿战败损失，中国对欧洲国家负债累累；为了抵挡日本，中国把俄国请进了满洲―　直到l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才退处满洲北部，日本则雄踞南满和朝鲜。与此同时，俄、德、英、法1898　年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一般都有一个海军基地，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和沿线可以开发的矿山。总而言之，中国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一个新的世界必须出来挽救它了。
1840到1895这55　年显示出中国得的是内优外患的老综合症。这个王朝苟延残喘，靠的是牺牲人民，绥靖外国人，以取得他们的武器，镇压长江下游、西北、西南以及中亚细亚的叛乱。外国列强把（中国）周边的纳贡国家一个一个蚕食了去，不仅有伊犁地区，还有琉球、越南、朝鲜，甚至缅甸。这个时期除了对法国和后来对日本作战外，还有西方势力的广泛入侵。轮船和电报加快了运输和通讯的速度，主要商埠的城市化培育了文化变革的幼苗。19　世纪50　和印年代人口虽然丧失很多，但后来又新增加不少，并带来新的问题，现在政府尝试用各种办法补救时艰。清王朝以恢复皇权来增加自身的活力，然而，这样做又使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变化。汉族官吏借着忠实于个人的地方军队在各省争得领导权，而北京则与英国和其他外国合作，开始谋求军队、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的现代化。最有意义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上层阶级的多样化，城市（特别是商埠）里不受官方控制的各种专业人士崭露头角，地主、及第的儒生同商人间继续不停的大融合。此外，农业的商业化也在前进之中。
对西方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些学生已被派到国外留学，但是清廷不是强有力地领导现代化，而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形势下小心谨慎地加强权力控制。随着基督教会和其他外国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国社会开始向外来的现代化影响开放门户，但是王朝对于非中央的行政首脑部门的垄断管理体制，改变得极其缓慢。
19　世纪研年代清朝的“中兴”到底怎么样？答案不一。从王朝的观点看来，帝国政府经受了几次叛乱，皇帝仍然享有高级官吏的忠诚，有权任命和罢免从中枢到县级的首长，以勒令、谕旨发布对他们的摧升、降级，奖励和惩罚。一句话，官吏制度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体制表面上一仍川贯之中，权力却从满人滑落到汉人、从北京滑落到各省、从各省的高级绪绅（会、殿试人第的举子、官僚、大地主世家）滑落到中下人士手中，而他们也许是通过“捐官”、贿赂或大官的推荐而进人这个阶层的、，到1895　年，由王权的国家、社会的孔孟之道和满族统治构成的综合体，已开始分崩离析。现在各省的高级官吏都是汉人，他们以地方的商业税收来养活他们的地方军队。连绵不断的战争已酿成地区性动辄使用暴力和军阀势力的趋势。进人20　世纪以后，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帝国政府的财政收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靠商业税。封疆大吏使用私人幕宾协助他们进行统治，并同外国领事办理地方外交；有时也借助于朝廷海关税务司同事的力量。名义上国家主权在北京，但通商口岸（这时已是主要的城市）的主权则不在北京控制之下。现代化的方案多半由那些幕宾经手，而他们常常中饱私囊。“官督商办”的大门不再向私人企业开放，而是向一种公开贪污的高级形式―　“官僚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对于中国现代化早期脚躇不前的消极评价，反映出在日本和西方突飞猛进时期通商口岸对中国落后形势的嘲弄。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揭示出中华帝国晚期以前预见不到的重大变化。
第二部分　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1911年
08　改革与反动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民族主义的―　就是说，它总是要把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活动过滤出去。不错，中国的历史首先是汉族人民创造的。但是外来的人，诸如蒙古和满族征服者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同样意义上，基督教教会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的一个世纪（1842…1943　）中。因此，谈到改革运动不妨就从基督教对它的贡献说起。传教士按他们的职业论都是热情的改革派，而且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和中国的体制发生了矛盾。
耶稣教传教士和中国的地方士绅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享有特权，不受官府压制。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他们势不两立是无可避免的。在地方士绅看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外国的谋反者。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和教义是以炮舰为后盾的。保守的爱国人士憎恨且害怕这些洋鬼子。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顽固派越来越不吃香，于是留下来的记录主要出自胜利的传教士之手。记录表明：中国人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多，但是教会做的好事产生了广泛深人的影响。关于教会运动对中国生活的贡献问题说法不一，争议很大，这是不难理解的。成千欧美青年基督教徒在中国工作了一辈子，以各种离奇古怪的方式帮助他们所遇到的人。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报告给他们的教区，但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却不大清楚。中闰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教士，不如对他们的孔孟之道的先行者那么热心。，
中国信教的人少，其原因很简单。举个例说，1　866　年一个叫戴德生的34　岁的英国人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因为他在中国“看见每月有100　万人无上帝而死”，即注定将死于永恒的地狱之火。戴德生说：“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拜祖先的人。”一切拜祖先的人的命运“都在火的湖泊里”。19　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会”共有600个传教士工作。他们在内地同中国人一样生活，与天主教神甫相竞争。一个澳大利亚人注意到他们的问题。“他们告诉一个问道的人说，他的没有人教的父亲，因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所以已经像孔子一样永恒地消灭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人了基督教，他的父亲和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不必用硫磺烧死，不必死于“地狱之海”。自然不会有很多人接受这种劝告。
耶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经过几个阶段。开拓阶段是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人于1807　年来到中国后开始的。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来到广州―　这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惟一途径。另外几个英国人跟着来了，主要是在东南亚的华侨中做开拓工作。美国人从1830　年开始来华，到1860年也同样限于通商口岸和他们被许可去、并能当天回来的附近郊区农村。那时传教士们发现的大敌是信奉孔孟之道的士绅，而受教育较少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的，比较听得进讲道。这并不是说他们容易改信耶稣教―　几十年也收不到100　个新教徒。
第二个时期是从1860年到1900年，传教士仰仗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慢慢渗透到每一个省。内地居住权也通过一个虔诚的法语翻译塞进一个条约里。在“中国的基督教占领区”（　1907　年有人这样很不聪明地称呼它）中，传教士把他们办的小学校和一些普通医药带进大城市里，有时还把传单递给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手里。不过那些原来在国内也住在农村的美国人，在中国农村感觉生活更合得来些，觉得他们和孔孟之道竞争希望更大些。耶稣教的发展不快，但稳步增长。中国信基督教的教徒1900年发展到10　万人以上，这个数目同中国人口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是耶稣教传教士是伟大的事业家，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建造起洋房子，请中国仆人管家，不久又办起学校和医院或公共卫生诊所。他们最初为基督赢得的中国人一部分是他们的病人或同他们一块工作的厨师或散发传单和圣经的人，但不久就包括了一些有才能、有理想的人，那些对外国方式生活印象好并愿意接受洋教的人。19　世纪许多中国的改革者相信基督教，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实业、基督教和民主这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最好途径。
传播基督教的道理给中国人是很困难。19　世纪初期，中国最初以为耶稣教徒不过是佛教的另一个宗派，有一套信仰，有一个救世主，相信精神罪过和忏悔赎罪―　这是大多数宗教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