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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大会，有500代表从上海乘专列与会，中国总干事则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
中国的进步教育家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教育研究生院即教师学院获得他们的灵感的。那个学院的中国学生俱乐部于1920　年在他们的《　学生月刊》　（1905　年创刊）中说，哥伦比亚大学当年入学的中国学生共123　人，是美国所有大学中中国学生人学最多的。第一个从教师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孙炳文回国后任南洋第一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该校于1921　年发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在南京政府时期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第二个哲学博士是蒋梦麟，他于1917　年在美国留学九年后从哥伦比亚回国，很快即主编《　新教育》　月刊。他后来著文说：'　‘应将中国学生从严酷、死板的行为规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思考，并帮助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他本可以引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话：“让孩子们有机会白由发展，循序渐进，以达到所欲之目的。”过了几年，蒋梦麟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通过这些领导人，教师学院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芝加哥和堪萨斯城以外，甚至扩大到江苏省教育会。约翰？　杜威鼓吹的“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回音。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在从事教育革新事业。最令人瞩目的美国慈善事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3000万美元基金用于建造和维持协和医学院的运作。从1915年开始，这个基金会的行政人员精心创办了一所亚洲最好的研究和教学医院。在寄生物学和治疗中国比较广泛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方面它的成就最为显著。协和的毕业生只有几百人，但是它着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并建立了护理专业和一套社会服务事业。协和医院为中国后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军阀时代，新的科学和学术机构的建立，是受欧洲―　以及美国―　启发的。卓越的、有多方面才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　一1936　）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他于1916　年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这个地质调查所首先着手测绘了中国的地形和资源，聘请了纽约州的一位退休地质学家培训干部。丁文江曾筹办一个有利可图的煤矿公司，参加过中国大上海市政府的筹建工作；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统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工作；曾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旅行调查，写过很多调查报告。在他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前，还参加学术论争，同反科学论点进行斗争。
中国科学社是1914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组织的，创始人是任鸿隽（l886…196l　）等。在1950年前出版过中国刊物《　科学》　，并用各种手段―　小册子、翻译、演讲、展览―　来提倡科学研究。任氏自1929　年开始负责1925　年建立的中国科学文化促进会的中国基金组织，来使用由中国付给美国、再由美国国会归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
中国地质调查所对化石很感兴趣。它聘请了欧洲考古学家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学者。一位瑞典人考证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察尔丹帮助古生物学的研究，一位加拿大人推测出“北京人”的存在。新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　这些人是学者但同时也用他们的手劳动―　后来对于河南安阳附近农民挖掘出来的公元前2000年商代卜者的甲骨做出了考证。这些甲骨引起l928一1937　年对安阳商代故都的大规模挖掘工作。这个划时代的工程是由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考古学家李季主持（报告也由他在加世纪70　年代完成）的。
大致在1914　年到1937　年间接受了双重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取得的这些成就及其他成就，总有一天会被当做创造时期的果实记录下来。像在其他创造时期一样，这些领袖人物大多是声名显赫。他们在同一刊物中发表过他们的政策论文和美好的理想。他们有意站在政府之外。与其说他们是新贵，毋宁说他们是创立新的体制并使其现代化的人。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因此他们只和同类人交往。他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的富裕家庭。
虽然西方模式对于2O　世纪初期的思想酝酿有所贡献，但对中国农民却影响甚微，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曾面对过和处理过类似问题。在封建时代，欧洲国家不像中国那样：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我们上面提到，对平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山东招募到法国去的l400名华工中曾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帮助这批文盲大军写信而做了社会服务，派出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晏阳初（1918　年耶鲁大学学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去解决识字问题的人。不久他在巴黎编辑《　中国工人》　周刊，选用1　仪旧个中国字作词汇。晏回到中国后，青年会支持他发动一个平民教育运动，包括印刷一种涉及各种生活内容的《　千字课》　课本。1923　年，神通广大的晏阳初变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在全国活动起来。他自己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筹款。1926　年他在北京西南的定县农村展开活动，企图解决经济生产力和生活、公共卫生、扫除文盲、地方组织等农民的基本问题。
农村复兴问题在这个时期极受重视，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不同的中心活动。一位精通古典的学者梁漱溟在山东农村领导着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在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1891　一1946　）。陶出身贫寒，直到1915　一1917　年才上教师学院念书，在此之前他对王阳明学说已有深刻研究。他于1921　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　新教育》　杂志编辑。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民办夜校。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对于1927　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颗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推行农村复兴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推行现成的学校制度，陶行知则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家庭和车间的所在地受教育。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异常地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于】　伽场年在国民党未能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
通过这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物，哈定一柯立芝的美国对于中国贡献了些什么呢？美国教育的长处和弱点均在杜威的中国之行中表现出来。他于1919　年4　月3O　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他在中国呆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　年6　月在北大时，正当北大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　胡适、蒋梦麟、郭炳文、陶行知和其他一些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杜威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游历了11　个省，在78　个不同的场合做了150　余次演讲。他的演说被译成中文，用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大和南京师范学院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和上海、长江下游的六七个城市以及湖南、福州、厦门和广州做了演讲。
杜威作为美国最有名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来到中国，受到的欢迎真是无以复加。部分在于他的活动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统身居要津的学生策动规划的，另一部分是因为杜威对于现代科学、教育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关切，这使得普通民众都懂得了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所提出的“假设可以通过实验来确证”这个道理。用新的“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正统经典的束缚。教育不是灌输记诵的知识，而是发动学生去想，从而培养他的“个性的发展”。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它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
杜威离去后，他的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相继来华访问，查访学校情况，建议教授科学，设计一些中国智力侧验，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本人更多地把他的思想展示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讲了些皮毛而已。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猛烈反对外国势力和反对军阀的革命。
第一，学生运动把学校搞乱了。l928　年以后新的国民政府为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使其政治化。杜威的教义所要求的条件太多了―　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律对于个人的保障，逐渐改进的时间。中国最需要的是些别的东西。人们可以想像即使托洛茨基站在杜威的位置上，他能够做到些什么。
胡适在北京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辩护―　正如沃尔特？　李普曼在纽约的《　新共和》　杂志上所辩护的一样―　的实验主义，使他成为“文化革命”的尖兵。但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军阀政权的残酷事实完全无可奈何。例如北京八大院校自1921　年初开始，职工就领不到薪水，春天他们就举行罢教。但当教职员工和几千名学生，加上代理教育总长于6　月3　日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时，竟然遭到门卫用棍棒殴打和刺刀乱刺。杜威对胡适说：军阀和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
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　年7　月11　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　年。
如果我们考虑到20　世纪2O　年代美国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各方面，而那时期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微不足道，这个事实就更发人深省。海上贸易和基督教会自16　世纪起就将西欧人带到中国了，而且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跃升腾，达于顶点，他们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中国。与此相反，俄国人虽也从17　世纪就隔着荒凉的西伯利亚接近中国，但他们的贸易是用骆驼队穿过蒙古，数量少而且受到控制。到18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人主持，他们平时只埋头学中国语言或喝白酒遣兴。
在为世纪初期，几乎没有“留学生”从俄国回来。所以，俄罗斯模式在中国不像西方经验那样具体和直接地为人所知。不过，尽管相互间缺乏了解，但中俄两国都是由于君主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成为落后的国家。19　世纪90年代俄国的改革派曾用暴君彼得大帝来象征一个统治者怎样借西方的实例来建设国家。l900年以后俄国虽有些革命骚动，但她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活动却更为咄咄遭人。不过俄国的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