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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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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9 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
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
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 /3 。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
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相当多的基建项目从中央政府的预算划归地方政府机构处理。现在发现，基建项目不能都由中央统管。过去那种不管项目完成情况如何均是一次性拨款的办法已改为由基建公司投标，中标者负责去弄一切需用的原料。
这样一来，1908 年以后，力量的平衡就摆回到：（ l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 2 ）因此，外贸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沿海城市进一步振兴起来；（ 3 ）重点在于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使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各省和地方政府有了机会以后，它们很快发展起消费商品的轻工业生产来满足市场需要，但是物价结构仍由中央控制，并没有按市场规律完全自由浮动。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竞争，不仅造成轻工业的大量扩张，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如基本供应品的短缺，劳动成本的提高，一个地区封锁另一个地区产品在它的地区销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人减少，从而影响运输线路、水电站和矿冶方面的建设。一般说来，与这种扩张伴随而来的似乎是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官办企业，而不一定能提高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研究当前工业的发展，不属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范围。在这里如果装模作样公布扮世纪功年代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数字，只会降低我们论述的可信性。在不和《 中国商业周刊》 竞争的情况下，让我只指出一个增长的指数，这就是银行业务的分散化以帮助信贷的扩张。1949 年以前，中国政府的财政一般说来是非集中化的。与此相反，加世纪父年代人民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格控制钞票发行和信贷．它也限制外汇和国际贸易，储蓄和商业资金都是高度集中管理的。
1908 年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一定的活动范围，信贷需要大加扩张，这就导致了银行系统的非集中化。中国人民银行变成好几个专业银行的中央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这些专业银行分别管着工业和商业、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以及基建等。人民银行和它的附属机构不再负责拨款，而发放贷款时可以自己制定利率，以鼓励效益。这个做法是为了控制人员的任用以及不让官僚机构的地方政治势力任意做出决定。但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的规模本身已经成为一大问题。例如专管基建的银行有2700 个分支行，职工有46700人；工商银行有3000多个分支行，职工达30 万人。后者不仅负责向工商企业贷款作流动资金，而且还鼓励工厂设备的技术更新，以提高产品和效率。工业的财务经营还借助于发行股票，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
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
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这种摇摆是中国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毛泽东主义的运动时代里，有时候采取一种路线造成了过火的影响，然后又通过一个新的运动，加以改正。你也可以看到，有时候动员搞社会革命，有时候又要巩固经济发展。在一个革命和变动的时代，一旦时钟的摆动摆过了头，再摆回来，就不容易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摆回”到先前的、也许是更好的时刻已经成了永恒的政策基调。按这个尺度衡量，邓的改革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看来，邓的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中国它们却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常和适当的。不错，它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人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人。
一个是中央控制问题。仅仅因为中国面积太大，中央控制是不是将要变得不可能了呢？苏联实行中央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有过不少困难，但是中国人口四倍于苏联。中国在过去帝制时代曾有很大的组织能量，那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来说，多是表面的。20 世纪需要更有渗透力的政府，那么，中央控制和地方首创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在北京有五十个左右的部委，分别归五六个职能系统，各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一个自上而下直线的附属机构从首都到各省直到县乡，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一大群地方干部担任生产队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人员。旧的帝制时代的官僚机构是通过下层士绅管到村，现在是大大膨胀起来的人员来经管一个指令性的经济体，还要管群众动员和监督系统。单单这样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在行政方面只好为了适应地方的需要而常要求中央打折扣。结果就会发生尾大不掉的现象，这无疑会阻碍中国的前进步伐。中央对地方企业丧失控制，是继对物质资源控制的非中央化而来的。在国家对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供应物资只能提供1 / 3 的情况下，企业自然就不那么听话了。
中央控制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升官发财”的观念毕竟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以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但是在责任制时期，地方干部可以以官员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化，坑害政府。由于单位是自负盈亏，在财务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腐化的方式就不仅是制做假账，偷税漏税，甚至可以利用单位的钱投资于其他非法贸易，订立共同作弊的假合同，搞黑市买卖，做房地产投资，用超额投资进行重复生产等，以前经理人员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捞取好处了。邓的改革使外国事物重新出现在中国。中国不得不打开门户去参与世界经济事物，这使人回忆起19 世纪的一些事情，虽然帝国主义是被废除了。不久就要有十四个左右主要的口岸开放出来，允许外商投资，这种权利是外国人直到1896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外国人在中国依然享有特权，首先是因为他们持有外国货币。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繁华商场，现在又加上香港附近的深圳等特别经济区，都是为吸引外国投资或建立合营企业而开办的。
虽然排外主义不大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它可以和腐败问题一样助长毛式的排外反应。“勤俭”之说是孔子思想的要点。毛泽东提倡的艰苦朴素、高度原则性的平均主义，只是重复了孔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给反对邓小平开放政策和反对物质主义的自给自足论者火上添油。当然，对付这种返祖式的反应，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机制。
法律和其他问题
有一种创议，就是争取建立现代法制。开展对外贸易和建立合资企业迫切需要有律师来处理合同和商业纠纷。这里有一个很值得从历史背景来议论一下的问题。中国行政一向都有法典― 管官场有行政法，管老百姓有刑法。晚清法律改革家以及30 年代的国民政府都试图创制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典。与此同时，看起来好像用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宪政论也在政府和各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中加以首肯。但是法律在普通群众生活中依然很少起作用。上衙门打官司通常是要避免的。地方纠纷由有关各方调处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制定了宪法和几种法律，但是“法律至上”的话却难以找到，因为最高权力在党手里，而它的政策自然常有变动。在毛领导下，有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符合道德的行为根据党的标准可由政府表扬，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帝制时代孔孟之道加以处罚。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
1981 年定下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建立一个与党分开的真正的司法休系。不仅外贸方面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国内经营管理也需要法律专业人才。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独立的会计实体，它们的经理自负盈亏，独立处理合同和投资问题。有人估计，这些企业将使用奶万名法律咨询人员。
1982 年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制定并且由它执行。总而言之，人民代表大会被赋予大得多的权威和特权了，至少表面上如此。1959 年撤销的司法部重新设立了，人民法院分为四个等级：最高、高等、中级和初级。到1984年总共约有l ； 5 万个法院和7 万名法官。与各级法院相平行设立有相同等级的人民检查机构以及职业律师，这些律师都是政府的雇员，他们被指定做被告的辩护人时，主要是试图为被告辩护减刑。中国还没有设立“无罪推定论”的制度。
新的法律制度除了规模有限外，人事方面是从零开始的。1985 年有2O 个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法律系，一共录取了大约13000名学生。现在有巧个法律研究所。法律知识的普及，是由司法部和报刊等传播媒介做的。但是，既然司法人员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派的．立法和司法的职能就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两者都受党的制约，因为整个政府都是党领导的。实际上法津系统并不独立于党及其政策之外。
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致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中共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中国从依照伦理的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固然迫切而且困难，但更迫切、更困难的，是如何降低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官僚机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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