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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

　　　　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

　　　　毛泽东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

　　　　（宣言即陈的手笔）。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８人，开了３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１５人，２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

　　　　；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１２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３人弃权，２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即刻着手的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六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

　　　　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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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新民学会

　　　　学会７４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的３０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其他有３０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十余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

　　　　，第２项弃权）

　　　　，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学会内部即逐渐产生思想的分歧。

　　　　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学会会员大体可分作这样三部分：一部分是否认现状的革命派；一部分是对现状不满的改良派和其他中间分子；此外还有少数会员受了国家主义影响，或图谋个人发展，不赞成进一步的革命活动，对学会散布各种不良影响。这后一部分人，不久就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其中有的人后来终于变成了反动分子。例如熊梦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此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却是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新学联”

　　　　（同党领导的合法产生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组织）的头面人物，坚决的反共分子。全国解放前，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由于反动罪行昭著，解放后被捕判刑。又如萧子升，到法国后，虽仍积极从事学会的活动，如组织会员分工协作，研讨各种学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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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５１

　　　　利用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之便，为国内传递信件等。但由于赞成蒲鲁东主义和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思想日渐右倾，为谋个人前途，后来终于同早年挚友分道扬镳，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职。

　　　　１９４５年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长期旅居国外，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在乌拉圭去世。

　　　　学会大部分中间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多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①这样三部分人，是五四运动以后，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分化。为了严肃新民学会的原有宗旨和集体奋斗精神，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毛泽东邀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政纲和各项问题时，曾提出“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亦刊《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见下）

　　　　；（二）会友录里不列名（因此熊梦飞的名字没有列入《会务报告》中）

　　　　；（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员满意者；本会对于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

　　　　①１９４９年，湖南和平解放时，若干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和第一师范老同学，由周世钊领衔，给毛主席发了贺电并写信致敬；毛亲切地写了回信，予以鼓励，信中并说，他们过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也是有益于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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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新民学会

　　　　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

　　　　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这个决定，使不赞成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当时即从学会分离出去，从而使学会的组织更加纯洁。

　　　　从新民学会的产生与成长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一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即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个新式的严格的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湖南兴起的革命运动中，新民学会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学会之所以做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卓越的领袖。跟少年中国学会一相对照，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叙述。

　　　　据《湖南党史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４期《新民学会会员介绍》资料所载，学会会员共７４人，内湖南第一师范学生３９人；外省籍１人（刘清扬）

　　　　；妇女１８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３１人；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３０多人（其中教授十余人）

　　　　；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要职的除萧子升外，还有任培道（１８９４—１９８９，女）

　　　　，她原参加过文化书社组建工作，后留学美国，为知名教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台北女师校长等职。

　　　　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团体；到１９２０年时，发展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就变成一个以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这在下一章将要谈到。

　　　　１９２０年７月法国的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举行的五天会议，１９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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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７１

　　　　１月学会在长沙举行的三天会议，都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蒙达尔尼会议１４个会员中，有８人先后入党，１９２２年又成为创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重要骨干。参加长沙会议的１８名会员，会上有１２人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成为湖南建党的骨干。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核心，这个核心（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等，在法国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实际上起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他们在思想理论和干部组织两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因此，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新民学会曾起过共产党前身的作用，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从整个学会的宗旨、性质、指导思想和成员组成等方面而言，都不同于共产主义小组，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

　　　　陈独秀、李达等将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①。

　　　　１９２０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

　　　　①《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７月出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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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新民学会

　　　　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①。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

　　　　①同上，第５７页注：贺民范，生于１８６６年，湖南宝庆人，参加创办湖南文化书社宝庆分社，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吴芳、卜士奇、萧劲光、周昭秋、任作民、任岳等１４人赴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参加组织《中韩互助社》。

　　　　“刘少奇履历表”明确记载，贺是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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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

　　　　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１９３６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１９世纪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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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