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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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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这是明显的违反两河口会议的行为。他在做这事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报了仇的快意。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让你们的意见不能顺当地实施。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主动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他，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张国焘此时心里才获得了暂时的平衡，勉强地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党中央在芦花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
但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耽误了攻击松潘的大好时机。到8月初，胡宗南的主力已做好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形势的变化，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行军计划，确定新的行军路线。8月上旬，在沙窝会议上，决定出敌不意，往西绕，穿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并根据两个方面军的位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组成的总司令部指挥，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张国焘由此估量到机会来临了，因为红军分开两路走，反对他的力量自然分散，他可以凭自己的威信和权力，调遣左路军了。他感到了久已没有体会到的惬意。军队随令出发了。为了割断各军团与中央以及各军团之间的联系，他把原来发放给各军团的密码收缴起来，让他们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与中央联系。这一招果真奏效，各军团除了得到他的指令外，对中央的命令一无所知。张国焘牢牢地控制了左路军。
右路军在中央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茫茫的大草原，到达了班佑，并攻下包座，消灭了胡宗南守敌的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为此，他不敢再孤军北上，敌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左路军能按原计划北上，必能打开一个大好局面。
可是，此时张国焘正大力地实施他的阴谋，他处处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与中央离心离德。党中央为了乘包座胜利的气势迅速占领甘南，多次电令左路军迅速北上。可是张国焘在带领部队走出草地到达阿坝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后来他又自作主张，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向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快跑。中央随即电令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再次催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暂时没有想出什么借口，只好勉强向东挪动。到了鸣曲河，他又灵机一动，找出了一个借口，电告中央水暴涨难以涉渡。但实际上，朱总司令亲自测量，河水只没马肚子，完全可以涉水过河。9月3日，他又致电欺骗中央说，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还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然后又撤回阿坝，同时还向已出草地的右路军提出“回击松潘”的南下要求。
随右路军行动的张的心腹陈昌浩，接到了张的电报后，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也犹豫不决起来了。陈昌浩长期与张国焘共事，养成了对张言听计从的心理。张国焘看到获得陈昌浩的支持，野心更大了．他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中央九月八日复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张国焘看了电报后，沉思了一会，随即把电报掷到桌上，心想：“哼，你说红军正处在最严重的关头，我偏要利用这个机会，再给你增加点辣味，呛你个够！”想到这，他顺手拿起一支笔，给陈昌浩写密电发了出去，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叶剑英先看到，不禁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便把这电报收起，然后骑马送到牙弄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把电文抄了下来，便催促叶剑英赶快回去开会，以免被发觉，并嘱他冷静从事。然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等研究，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已没有可能，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叶剑英则利用张的南下电报，以打粮食南下的名义，在九月十日凌晨两点把三军团直属队带走。拂晓时到达阿西与毛泽东一军团会合。
到了十日早晨，陈昌浩起来发现党中央一、三军团北上了，四方面军有的干部问打不打。徐向前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伪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流血冲突。张国焘武力解决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国焘得知一、三军团北上后，很是气恼，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阴谋，他竟反咬一口说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同时，立即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着南下。同时还电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
10月19日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张国焘看到想控制中央已不可能，于是就自己着手建立中央。9月15日，他在阿坝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方针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把他的南逃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红三十军、红四军、三十三军重过草地到达毛儿盖。张国焘自恃有八万红军，势大力强，10月5日公开打出反党旗号，在松岗的卓木碉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政府、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伪团中央。但不久，红四方面军即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堵之中，伤亡惨重。这从实践方面证明了张国焘的言行的错误，也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了南下是绝路的道理，纷纷要求张国焘撤销伪中央。到了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迫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撤销不得人心的伪中央，北上与早已到达陕北的右路军会合
林彪大搞造神运动
现今一提起红语录，许多人一定会想到“文革”，想起早请示晚汇报的情景，想起语录歌，想起那一片红色的海洋，最终会想到林彪以及他所搞的个人崇拜。
林彪所搞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现代的造神运动，难道仅仅是借助于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这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但是转换一个角度，从林彪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从中获得许多的启示，产生许多的思索。
林彪，十大元帅之一，战绩骄人，在解放战争中一直领兵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所向披靡，曾让敌人闻风丧胆。林彪因此名声大震。可是解放后的几年里，他却很少露面，也不担任什么显赫的职务。毛泽东在1950年杭美援朝的时候，曾点他的将。可他以“见水拉稀”，“见风感冒”相搪塞。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半隐居的状态中过默默地度过了几年时光。
与其他几位元帅相比，他不仅年龄最小，而且个性也很特别。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感情不轻易外露了基础，并对其它学科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但却很富于心计。林彪在世时，西方专门研究他的专家这样评价道：“平静、隐晦、寡言、冷峻、克制、审慎、机灵；自我控制力差，在有压力时，常常深夜失眠。他很善于间接地从书本上、直接地从经验中和从自己和他人的失误中学习。他喜欢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细节之中。凡事一经开始，便要坚持做完。同时，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周围的人公开宣扬奉承的‘头面人物’，他甘愿身居幕后，愿意在幕后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电话和手令传递自己的指示，把干部叫到自己家中，而不去出席会议。”
这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乏反映林彪个性、才能、特点的真知灼见。可以说，耀眼的功绩与独特的个性是解放后塑造林彪的两个有力的因素。
1958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彭德怀的批判很卖力，骂彭德怀是伪君子，要招兵买马，是阴谋家、是冯玉祥。毛泽东看到这个昔日的老部下如此地忠于自己，不计他曾婉拒领兵赴朝的前嫌，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这一任命，当然归于毛泽东对他以往战绩的认可，但他在之所以在庐山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则完全是他窥测到了毛泽东害怕解放军会跟彭德怀走的心里，因此攻击谩骂起彭德怀来就很中要害，自然也就很适合毛泽东的意。
当上国防部长后，林彪一方面权力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他从彭德怀的命运中也恰到了，要想保住任何已有的权力必须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庐山他就出语不凡：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别人都别想当大英雄。
下山后，林彪更注意研究毛泽东了，早在他养病的那几年时间里，他就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的任何变化似乎都逃不过他的眼睛。1958年3月毛泽东鉴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一反过去对个人崇拜的反对态度，在成都会议上大谈个人崇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番有关“个人崇拜”的讲话，各人理解不同，态度也不同。后来，命运也不一样。
彭德怀坚信个人崇拜从根本上就是错的，还怎么谈得上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呢？于是坚决反对。但后来，他却第一个倒霉。
刘少奇则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现在我还要搞，还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刘少奇的“个人崇拜”不是专门只搞一个人的，而是多个人的，这与他后来的命运是不是有些联系呢？值得深思。
而林彪的看法，可从他在一本58年版的辞典上写的一句话着出，他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此人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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