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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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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情的“成功”,并没有使张春桥得到满足。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控制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一次行动既是他对自己的能力的检验,也是他夺权的第一步。他深深地知道按正常组织原则办事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只有在乱中才能夺权。这一次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在为制造混乱创造条件罢了。
事情似乎也正按他的意愿发展,“工总司”自得到承认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合法化的外衣下,大搞揪斗、游行、炮轰、集会他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以“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冲击政府机关,上海开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看到这一情景,张春桥那奸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满意足地乘着飞机返回北京。
张春桥身是回到北京了,但心却时时向着上海,紧密地保持着和上海的联系。
1966年12月上海另一群众组织“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与“工总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本来“赤卫队”就是由于一些工人激于对“工总司”的胡所非为的义愤而成立的,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至少在思想上是这样。这次冲突起因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卫”)扣押《解放日报》引起的。“红革卫”认为《解放日报》贯彻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用他们编印的《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遭到拒绝后,就采取强硬的措施不让《解放日报》发行。“工总司”知悉后派出大批队员进驻报社,声援“红革卫”。“赤卫队”队员则到报社附近示威游行,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双方在报社门口对峙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受江青指派到上海来的聂元样到“工总司”、“红革卫”中煽动说:“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一听这从江青那里来的指示,造反派们更加狂妄了。他们把韩哲一、王一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揪到报社进行批斗和人身迫害,胁迫他们同意《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迫于形势释》。,上海市委于12月5日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要求”上签字.“赤卫队”则被骂为“保皇派”败下阵来了。
“赤卫队”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2月10日,他们劫持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使他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工总司”一看急了,他们第二天就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的大会”,会上强迫曹荻秋等人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承认“赤卫队”大方向错了.
“赤卫队”12月23日也象“工总司”那样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曹荻秋签字承认“赤卫队”是群众组织,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工总司”又如法炮制,胁迫曹荻秋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曹荻秋有如一个皮球被两个派别踢过来又踢过去,由于两方面都不能得罪,结果就不断地挨双方轮流踢,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人格尊严遭到粗暴的践踏。
“赤卫队”当然又不服了,12月28日一万余人开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地点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28日曹荻秋出来与“赤卫队”谈判。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在静观默察,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出击。“铃”身旁电话机响了起来,张春桥迅即抓起话筒。电话是马天永从上海打来的,告诉他,“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他的家。张春桥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连问:“你说什么?!”马天永复述了一遍后,他又问:“你是从哪得来的消息?”马天永说:“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张春桥挂上电话,略一沉思,脸上突然泛起了一丝笑意.他知道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明文规定: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赤卫队”抄了他的家,自然就是反革命了,那么“工总司”冲击“赤卫队”就是对反革命的回击,是合法的。张春桥决定借这一抄家事件来制造更大的动乱,让现在的市委彻底垮台,然后自己再回去收拾残局,既风光又体面。
想毕,张春桥马上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女儿,张春桥先是问抄家是怎么回事,他的女儿说:“‘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感到有点失望,眼看自己的希望就要落空了,但他又灵机—动,叫她女儿让妈妈接电话。这时张春桥已决定将错就错,以假弄真,他对老婆授以密意。从此风云突变,平地起惊雷。
第二天早上,张春桥的老婆马上改变昨天对“赤卫队”常委人员劳元一、戴定宪等人说过的“赤卫队”没有抄她的家的话,大声嚷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到了下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家”的号外,传遍整个市区,闹市处到处贴满了张家被砸的照片和张的妻子署名的《声明》。《声明》指责“赤卫队”违反公安部的法令,公然冲击我的家,并呼吁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随后康平路果然出事。“工总司”的队员乘着大卡车一队队地驶向康平路,潮水般地涌向市委。“工总司”如此慷慨听命于张春桥,完全是出于对张承认“工总司”的合法地位的报答。当时张春桥与王洪文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张春桥说:“是我张春桥在这次事件中签字支持了你们‘工总司’”
王洪文回应道:“我们‘工总司’一定知恩必报,一心一意拥护和支持您张春桥”。
“工总司”到达康平路后,在衡山饭店设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调集的人马有十几万人之多,把整个康平路围挤得个水泄不通。
张春桥又不失时机地给他的老婆打电话,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还说:“对赤卫队要加强宣传攻势,瓦解他们,这样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了。”
这些话传到了“火线指挥部”,犹如点燃了火药桶。数以万计的造反派队员凌晨二点半开始向盘踞在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发动攻击,一时间“保卫张春桥”!“砸烂旧市委!”的口号响彻云霄,淹没了“赤卫队”“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棍棒碰击声,痛苦的惨叫声,撕裂的哭喊声,骤然响起。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赤卫队”投降,“工总司”占领了市委大院,砸了陈丕显、曹荻秋的家,“赤卫队”的负责人240多人被抓了起来,“工总司”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
消息传到北京张春桥那里,他一改往日严肃、寡言的情态,变得活跃、善言起来了,简直判若两人。我们从他1967年3月8日对山西太原市在京的代表说的话就可以窥见其神气的风貌:赤卫队进人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67年的元旦伴随着“工总司”的胜利而悄然来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说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看后高兴得就是用心花怒放也难以形容。因为这无异于为他实现最后目标——夺取上海市委大权提供合法的依据,他再也不必有什么顾虑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张春桥再也静不下心在北京呆着了。1月4日,他迫不及待地与姚文元飞赴上海,找到徐景贤等人,对他们说:“我们两个人参加你们一起”,“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然后又与徐景贤、王洪文具体策划怎样去夺权。
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就以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市长、市委书记等几百名全市高级干部抓来批斗,宣布三项通令: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彻底地垮了下来,停止了办公,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了。
张春桥掌握市委大权后,开始组建造反派的政权。他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毛主席把张春桥找去,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回来立即又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当然了,他的“公社主任”头衔也就变成“革委会主任”了
康生贼计害忠良
八月的北京城,正是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季节。天安门广场上正是一片人的海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正在等待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不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登上城楼,下面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在领导人中还有一位颇引人注目,他就是自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因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高校而受到点名批判的刘少奇。他虽被批判了,但职务还没有立即撤销,还是国家主席。也位于领导人之列的康生看到刘少奇站在一侧,不禁恶由中生。由他挑起的北大大字报矛头就是直指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虽被批了,但还是没有倒,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气恼了。怎么办,如果刘少奇还继续在台上,他会放过自己吗?正当内心惟虑不安的时候,也在楼上参加检阅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并由此而灵机一动。
康生悄然抽身走到休息室,拿出自来水笔,写下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查查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然后将条子交给南开红卫兵代表,并鼓动地说:“你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一场害人的阴谋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红卫兵小将们有如获得圣旨,既感到高兴和自豪,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狂热情绪迅速被点燃起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会议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组成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为了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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