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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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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对此丝毫没有兴趣，玛格丽特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这样，星期日我们坐在书房里做出了决定，只要我觉得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那么我就应当接受它。
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接受此项职位的前提条件，这主要有两件事：我必须有权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最有才华的人手（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来组成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以弥补我在经验上的欠缺。另一点也将应该澄清，我绝不会因为接手这项职务，而过多地参与华盛顿的社会事务。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两件事，我尚无明确的答案，毕竟，面对一位新任总统，讨价还价似乎是不妥当的事情。
就在我们谈话期间，我注意到门外已是大雪飞扬了。一个主意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为什么不可以给新任总统打个电话呢？”告诉他，由于天气的原因，我的华盛顿之行将会推后一两天，我将会立即发一封信给他，说明我对任职的想法。
我拨了他给我的号码，电话接通了，但是，此时此刻，他不在华盛顿。最后，我将电话打到了棕榈滩，他接到了电话。新任总统对会面日期的推迟并不介意，他说，华盛顿也在下雪，他也无法于明天赶回那里。
我无法设想如何将我的那封信寄给他，最后，星期二我启程去见他时，我将信塞进了口袋里，随身带去了。我再次从后门进入了那幢N街上的红房子。新任总统和罗伯特 ·F·肯尼迪正坐在一架双人沙发上，我坐在了他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并立即告诉他们，我已将我的想法写在了信上，一看即可明了，或许，这是新任总统了解我想法最简捷的途径。
他阅读了那封信，然后，不动声色地将信递给了他的兄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信上扫了几眼，又将信递回给他的哥哥。这时，新任总统问道，“你认为怎样？”
“太好了。”罗伯特·F·肯尼迪说道。
“我也有同感，”新任总统说，“让我们宣布这件事吧！”他拿出一本黄色的便笺，起草了一个发言。然后，我们走出了房间，来到楼前的台阶上，向新闻界的人士们宣布了此事。这样，玛格丽特和孩子们将会知道，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移居到华盛顿来。
获悉我的决定之后，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母亲埃兹尔·福特夫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极力辩解说，对于他们和福特汽车公司，我绝无二心，但在国家召唤我时，我是不能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尽我应尽的职责的。尽管，他们理解我的做法，但是福特夫人还是感到异常的心烦意乱。她确信她公公老亨利·福特对她丈夫之死负有责任，他将其丈夫安置在压力极大的商业环境中，这无疑是置他于坟墓中。情况也确实如此。她决心不让儿子再重蹈丈夫的覆辙，并指望我能帮助他减轻压力。
同意接受该项工作后又过了几天，我返回了华盛顿，开始着手为本部门招募高层工作人员。住处、办公地点、秘书和工作人员均还没有着落——我们尚未收到安置的经费 ——我只好先住进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肖尔哈姆饭店。按照我对智商标准、教育背景和阅历情况的要求，我着手草拟一份人员的名单。我先通过电话向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这包括：洛维特、加尔布雷思以及约翰·麦克洛伊，后者是纽约的一位律师，也是东部权势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对于他们和其他人推荐的每一位人物，我都将其名字写在一张卡片上，并记录下我所能够获悉的其个人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资料。
在萨金特·施赖弗和他的助手亚当·亚莫林斯基（后来，在五角大楼里，他成了我的特别助理）的协助下，经过反复甄选，我确定了其中的一些人作为进一步面谈的对象。面谈之后，我向新任总统提交了选中者的名单，由他向国会提名。 约翰·F·肯尼迪总统无一遗漏地采纳了我提出的人选。
通过这次甄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工作在同一个部门中，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他们中的五位以后也担任了部长的职位，这包括：哈罗德·布朗、约瑟夫·卡利法诺、小约翰·B· 康纳利、保罗·H·尼采、赛勒斯·R·万斯。
招募过程也使我自负固执的性格暴露出来，同样，它也使我更为清楚地认识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的确信守诺言，在关键的任命和以才取人上，遵从了我的意见。
我到达华盛顿不久之后，即听到了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将被提名为海军部长的说法。我从未见过此人，但就我对其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并不认为他有资格担任该职，故这一传闻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出乎我所意料的是，此事并非虚有，由于希望继承父业，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确已就此事得到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默许，并在后来，由他或他的朋友将某些细节透露给了新闻界。
在新任总统接受了我的一批提名的四五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向我推荐海军部长的人选，这方面进展如何？”
“是的，”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是否考虑过小富兰克林· 罗斯福？”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说，“不过，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可能根本无力担当此任。”
“噢，你会见过他吗？”
我回答说没有，这时新任总统又说：“在你作出最后的判断之前，是否可以考虑见见他？”我同意了。
我记得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一位商人，所以，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了菲亚特公司的号码，与他通了话。我先作了自我介绍，随后要求他前来会面，他很快就来了。会见之后，我打电话给新任总统。
以一种充满了期望的语气，约翰·F·肯尼迪问道：“你认为怎么样？”
“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无法担当此任。”
我如实地回答。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鲍勃，”新任总统又说道，“你曾经注意过西弗吉尼亚民主党的初选吗？”
我告诉他，那时我正在底特律，对于竞选的活动所知甚少，但是，我当然还是知道，他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的获胜，正是他最终入主白宫的关键之举。正是在那里，他击败了那位基督教信徒休伯特·汉弗莱，并使人们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绝不会赢得总统的席位的。
“完全正确，”他紧接着说，“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获胜吗？”
我只能告诉他，不知道。他接着告诉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我的取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我听说，人们怀疑罗斯福散布了流言，说，在二次大战期间，汉弗莱逃避了服兵役）
“噢，是这样，”我说道，“不过，他的确不是担任海军部长一职的合适人选。”话筒那头没有传来声音，沉默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最后，新任总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并说道：“看来，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来关照他了。”（后来，他任命了罗斯福为商务部的副部长）类似于此的心灵碰撞后来又出现过，而这正加深了我对约翰·F·肯尼迪的敬意和热爱。
直到圣诞节我与家人去滑雪时，我仍未决定海军部长的人选，但是，初步的人选已经确定了。最后，在阿斯彭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并给新任总统打去了电话，这时，他又去了佛罗里达。我告诉他，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我选定了小约翰·B·康纳利。
“噢，这很有趣，”他回答说，“我还未想到过这个名字。不过，这里正好有两位人士，他们或许比我更了解小约翰·B·康纳利。你可以先与他们交换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次通话。”
我问他指的是哪两位人士，他回答说：“新任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众议院议长雷伯恩。”
我显然是过于幼稚了，竟没有意识到约翰·F·肯尼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林登· B·约翰逊、雷伯恩和小约翰·B·康纳利都是得克萨斯州人，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情同父子。事实上，在一九六○年洛杉矶民主党大会上，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为林登·B·约翰逊策划了最初的竞选攻势，试图击败约翰·F·肯尼迪。所以，人们认为，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散布了那些约翰·F·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语。
林登·B·约翰逊和雷伯恩相继与我进行了电话交谈，但他们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将话筒转给了新任总统。他说： “鲍勃，我非常高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总统从未寻找借口来抱怨我的选择，小约翰·B·康纳利后来成为他和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两年之后，当他辞去了职务而专心于得克萨斯州的政事时，我和总统都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总统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过错，即使在有时出现的令人尴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竞选运动中，所谓的导弹差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约翰·F·肯尼迪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忽视了核军备，其结果是，导致了苏联在最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核导弹上，占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这一指责的依据来自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前任空军部长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将消息透露给了约翰·F·肯尼迪。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同意空军做出的结论（在那时，还没有一套程序来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结论）。
我进入五角大楼之后，摆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这个差距的规模，以及进行补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以及空军情报部门的副首领一起研究了几天，亲自观察了数百幅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空军的报告正是根据这些照片撰写的。要想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而空军的结论是错误的。差距确实存在——但我们处于优势的一方！
恰逢此时，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闻部长阿瑟·西尔维斯特对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召见五角大楼的新闻工作人员呢，你必须要召见他们的。”我对他说，我对华盛顿的新闻界还一无所知，况且我对召见他们还未做任何准备。
“没关系，”他说，“这帮人还不错，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实际上，就像这些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是一伙高明的骗子。
我不再坚持了，同意午后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会见他们。记者们蜂拥而至，房门被关上了，阿瑟·西尔维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会议是不能记录的，但是，阿瑟·西尔维斯特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到，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背景资料”——这就意味着，记者们是可以发表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只要他们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时，我还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别。
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部长先生，你就任已经三个星期了，你对导弹差距的问题有何高见？”
我回答说，我上任后即对此问题进行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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