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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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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他期望训练的使命将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将在九十天内(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撤离美国的培训人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军事政变发生,吴庭艳总统在政变中丧生。
  ·林登·B·约翰逊接任总统后的前十二个月里,南越政局处于动荡之中,以及美国政府对事态的反应。
  ·一九六四年八月东京湾事件期间,总统做出的反应,以及随后国会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麦乔治·邦迪提交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这标志着事态的重大转折。在随后的几周里,美军开始了空袭北越的行动。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万五千名美军将士将被派往南越。此时,我们也意识到,以后还会需要更多的部队。
  ·一九六五年后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认定军事手段无能为力之后,我们反复努力,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决定,年底之前将向越南增派二十万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战争绝无迅速结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场尖锐的辩论,其议题涉及战争的指导和日后美军力量的加强——这场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离任。
  有些断言认为,在与越南有关的整个时期里,包括我在内的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物,不断对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分析,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看法。随着我对事情的述说,我将对这些断言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之间那次短暂的会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尔任职的最后一天。他与他最亲密的助手们——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国防部长托马斯· 盖茨、财政部长罗伯特·安迪生、参谋副官威尔顿·珀森斯上将——会见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即将就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交接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议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家中的头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们的谈话涉及了众多的问题,但重点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我素来对仅凭记忆来记录事情的细节没有把握,事后不久,我和几位当事人都写下了备忘录,以备回忆。这些备忘录和一些以后写成的回忆录表明,当事人对艾森豪威尔所持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他曾在这次会见中向约翰·F·肯尼迪通报了有关对东南亚军事介入的情况。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艾森豪威尔注意的焦点实际在于老挝,而非越南。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已大大加强了对美国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军队的进攻,以便控制整个国家。克拉克·克利福德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目前,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老挝的地位举足轻重。倘若老挝失落于共产党人之手中,这将给泰国、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说,他认为老挝(并暗示到越南)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无法说服盟国与我们共同行动的话,那么,他宁愿‘孤注一掷,采取单独介入的活动’”。迪安·腊斯克对会议的记忆与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大致相同。他认为,他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对老挝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建议,如果这是阻止其倒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的话。
  然而,我的备忘录——这是依据我在会议上的记录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要求整理而成——则显示,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实际上是含混其词的。令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对于适当的行动方针,他从未做出明确的答复。我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情况通报中反对由美国联合老挝采取单独的行动,”并且,根据我的记录,艾森豪威尔对约翰·F·肯尼迪直截了当地发问:“在阻止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老挝方面,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也未做出任何答复。我总结性地写道,“艾森豪威尔无条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老挝,从长远来看,我们将失去整个东南亚’。”
  道格拉斯·狄龙的回忆与我的备忘录极为近似,他后来向一位学者谈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龙对问题的看法甚至更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赫脱肯定得到了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推给了肯尼迪。”
  按照我的看法,狄龙的观点无疑是准确无误的:对于如何处理东南亚问题,艾森豪威尔的确胸无成竹,他十分乐意将此难题留给民主党人。当然,我们并非要责怪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无从下手的难题,印度支那问题的确极为棘手,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我们都对此有所定论,只是在其究竟为何难以处理上,我们的国家花费了以后十四年的漫长时间,才痛苦地领会到其中的真谛。
  其它的证据也显示,艾森豪威尔的确感到了为难。事后曾有报道说,在与约翰·F ·肯尼迪会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对其手下的人说,“即使卷入战争,我们也决不允许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边府危机发生时,他的态度则与目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当时,他做出决定,反对美国介入此事。或许,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步明朗,他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我却很难将两者统一来看。艾森豪威尔也会像我们一样,最终进入越南战争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只知道,我们并未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在解决方法的选择上,也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唯有那些不祥的预测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挝,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根据这一预测,西方世界就必须要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这一预言成为现实。这次会晤对约翰·F·肯尼迪和我们大家来说,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寻求解决东南亚问题的途径时,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
  几周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除了老挝之外,南越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其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三月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顾问团,在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进行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对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五月八日,他们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至几千人。约翰·F·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之后,签署了增加一百名顾问和四百名特种兵的命令,以帮助南越人训练镇压暴动的技术。这一人员的增派是极有限度的。
  与此同时,老挝的局势也在日益恶化。八月份,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腊斯克建议,除了按北约组织的一项计划,准备采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印度支那之外,我们也应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北约的计划要求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事部队,由缔约国提供人员,这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然而,英法两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并无派出部队的打算。迪安·腊斯克的建议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在决定任何有关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提案之前,他应当在老挝与世界上其它问题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柏林问题尤其令我心焦,其紧张程度已经上升到这样高度,即我们打算派遣六个师的兵力(将近九万人的军队)去欧洲。我争辩说,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能进行全面的调动来介入东南亚的战争。总统做出了结论——迪安·腊斯克也赞同——我们绝不应该在不顾世界上可能发生其它事情的情况下,来承诺对北约计划的执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击队已大量地进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强了对吴庭艳政权的攻击。约翰·F·肯尼迪总统决定,派遣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沃尔特·罗斯托前往南越,进行考察并就我们的行动方针提出建议。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指出,我们已经极为可观地增加了对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提供了更多的顾问人员和装备,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战部队。他们评价说,这些步骤意味着在战争中的我们与南越“从顾问转向伙伴关系”的根本变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仓猝地拟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谈到了上述的建议,并交给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该备忘录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等人的意见。我认为,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在阻止南越陷入共产党人之手的目标上,美国是否将亲自承担起义务?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我们将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军事人员,并做好日后不断增派的准备,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结论性地说道,我们“倾向于建议”,即我们应该全面接受建议中谈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将备忘录送往白宫后,担忧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总统提交我们的建议之前,我们是否过于仓猝地做出了结论。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头钻研了越南问题。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形势似乎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我们运用军事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了。最后,我意识到,对于泰勒…罗斯托观点的赞同,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决定。
  迪安·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十一月十一日,在进行了更为充分、详尽的讨论后,他和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大意是,反对按照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建议的方式派遣军事部队。我们承认,或许在某一天,这些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协力的努力,那么,(美国军队)就可能是多余的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的努力,那么,面对那些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民,美军也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后,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集中研究了这两份备忘录,他明确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并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
  迪安·腊斯克和我陷入了那个窘境,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脑际。重新查阅这些会议的记录后,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当时的分析是极不充分的。我们忽视了五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南越的陷落果真会引发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吗?而这是否又真会给西方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呢?战争将以什么形式——常规战或游击战——来发展?如果美军与南越人携手作战,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吗?在决定是否出兵之前,我们就无法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对这些必不可少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岁月中,我们正是这样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此刻,我们已无法重新体验当时的幼稚和自信了。当时,我们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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