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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青马看见自己的主人来了，摇头摆尾。毛泽东两只手不停地抚摸着老青马，若有所思，似乎在说：老青马，你陪着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不知跋涉了多少山山水水，今天我是来与你道别的，谢谢你了。
　　毛泽东就晋西北土改中“左”的做法对后委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究竟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说：“我们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要早日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师哲等，带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汽车先走。前委和后委的其他人员由杨尚昆率领，从塔村步行前往西柏坡。
　　出发之前，3　月25日下午，召开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行动的路线和注意事项，并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毛主席这次由陕北到河北，是因为已经完成了留在陕北的光荣任务，是为了转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是向胜利进军。到了那里，中央机关就会合了。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还要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大家要有敌情观念，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要努力奋斗，为全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月26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吉普车，其余领导乘一辆吉普车，随后是电台人员和警卫人员乘坐的大卡车，离开了双塔村。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中央首脑机关终于告别了马背上的颠沛行军，乘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在中国革命征途中有着深刻的喻义。
　　55．建立报告制度
　　在离开双塔村之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集中权力于中央，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提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宣传工作，培训大批干部等，以便强化全党的指挥系统，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政策水平，为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
　　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和农村的环境之中，为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能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曾允许各地方保持很大的自主权，这有助于克服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助长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有的地方领导人遇到重大问题往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甚至还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行完全统一的领导。
　　早在1　月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4　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这一制度开始实行之后，毛泽东经常督促，要求各兵团及各地负责同志“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在中央发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各地区领导人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报告。例如，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中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泽东十分满意。3　月8　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新解放区全盘的策略与政策问题。3　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取小平：“寅齐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一天，毛泽东将邓小平的寅齐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并对报告制度再次提出严格的要求，指示说：“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该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因迟迟不做报告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其中，要数林彪受到的批评最多。
　　就在3　月下旬，毛泽东致电林彪并东北局，批评他们已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
　　8　月上旬，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再次批评林彪和东北局，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3　月、5　月、7　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
　　8　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催促林彪并严厉地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均无如你们那样畅通的交通工具，何以他们能按规定做报告，而你们则反而不能做？”“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一再催促之下，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检查。
　　收到东北局的来电后，毛泽东于8　月20日、22日两次复电，指出：“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还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检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经过毛泽东的严格督促，各地加强了请示报告。当年秋天，中央召开9　月会议时，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这一点已经有了充分一致的认识，一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也基本克服。
　　56．神游五台山
　　1948年3　月2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来到兴县蔡家崖。
　　坐落在蔚汾河河畔的蔡家崖，是一个不满百户人家的小山村。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模范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先后设在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屏障，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小延安”的光荣称号。
　　贺龙和李井泉在司令部的门口等候他们。这里的条件比陕北要好得多，屋子里有电灯，有电话，办公室的家具、用具都很齐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离开延安后一年多了，还是第一次在这样明亮的环境里工作和休息。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连续用三天时间，听取贺龙等晋绥分局和军区负责人汇报军事作战、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农民互助合作及支前等工作。随后又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的几次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毛泽东希望扩大宣传范围，希望把这里的整党、整军工作搞好，把土地改革搞好，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搞上去。这样我们也有了可靠的后方，就能更快地支援西北夺取胜利。
　　根据几天来听到的汇报和情况反映，4　月初，毛泽东先后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强调，在胜利地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下，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重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继12月小杨沟会议书面报告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并列为新民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他还明确概括了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善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毛泽东还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