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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号草船-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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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再次聚首了：科努特？霍夫兰在奥斯陆担任康提基博物馆馆长，工作甚是繁忙，而最近又被国家派去组织修建一个挪威抵抗运动博物馆；赫尔曼？瓦特辛格一直在秘鲁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渔业专家，不久前又被调往罗马担任部门总部的主管；本格特？丹尼尔森是我们中惟一的瑞典人，航行结束后作为一名自由民族学者，一直呆在塔西提岛，最近，他又接受了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一职；艾瑞克？赫赛尔伯格依旧是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背着吉他和调『色』板环游世界，如果让他来，他肯定会立刻答应；当年义无返顾参加“康提基”号远征的托斯坦？拉贝，已经在一次北极滑雪探险活动中不幸遇难，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当时他是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西北部给远征队做无线电发报员。
在“康提基”号远征中，六个成员全都是北欧人。而这一次呢，我想要在小纸莎草船上尽可能多地聚集天南地北各『色』人种。如果挤一点的话，我们的船上也许能容纳七个人，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我自己来自欧洲的最北端，所以我还想找一个来自欧洲最南部的人，意大利人会是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欧洲人都是“白人”，那就应该再找一些“有『色』”人种，而我所见过的最黑的黑人就是乍得人，所以船上的七个人应该包括三位纸莎草专家中的一位。由于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古代非洲和美洲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还应该象征『性』地找一名埃及人和墨西哥人参加。另外，为了在这支国际化的团队中加入不同的意识形态，我还想找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因为船上空间有限不能参加这次冒险，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在船上悬挂联合国旗帜来代表他们。
时代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在各国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喷气式战斗机在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上空咆哮而过，已经关闭的苏伊士运河上炮声震天。五大洲的士兵们正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作战。而在没有战争的地方，由于担心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人们守在核按钮旁边，上好了弹头严阵以待。而在一个漂浮的芦苇船上，空间是如此狭小，只够船上的人们相互握手。这次航行本身就是一次试验，一次对人类早期文明的探索。但这次航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让我们提早体验人类人口过剩、拥挤不堪的明天。有了电视、喷气式飞机和宇航员，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的祖先曾生活过的地球已不复存在，曾经广袤无垠的世界现在只用一小时四十分钟就能环游一周。无尽的山脉和无边的大洋再也无法将世界分隔。各民族不再孤立隔绝，他们相互联系，甚至相互倾轧。数十万的科技人员正在研究原子裂变和激光技术，我们小小的星球正在以超音速奔向未来。未来世界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艘巨型科技之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想因为人类共同的负担而沉没，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
驶在风口浪尖的纸莎草小船就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它将通过事实来证明：人类可以不受国籍、宗教、肤『色』或政治背景的限制，共享和平，同心协力。他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人类才能求得自保。
我拿起笔开始给阿布杜拉写信。我告诉他，我的确需要奥玛和穆萨过来帮忙，而他自己也得来当翻译。我在信中问道，我是否需要亲自去一趟，把他们接过来；或者由阿布杜拉自己去博尔村，与其他两个人会合，把他们带到拉密堡，然后我再寄给他们从拉密堡到开罗的机票，并在机场迎接他们。
令我吃惊的是，阿布杜拉再次请人代笔，很快给我发来一个简要的回复：他需要一个工作证，这样他们三个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他需要三张去埃及的飞机票，外加十五万乍得法郎。只要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安排一切，而我就不需要亲自去乍得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连意大利国家银行都弄不清乍得法郎的汇率。要使这些钱安全到达阿布杜拉手上，还要克服数不尽的麻烦和问题。钱到了阿布杜拉手里就真的安全了吗？我信任阿布杜拉，是因为他为人机警、模样可靠，但我对他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他穿着一件白衣在博尔村从天而降，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了翻译，然后就消失掉了。据他自己所说，他是个木匠。但如果阿布杜拉没有欺骗我的话，倒可以帮我节省不少时间和金钱。如果我不用去博尔接他们三人，我就能腾出时间去秘鲁拜访当地的印第安人，我还得去莫斯科和美国为这次航行寻访另外两位伙伴。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工作了。埃塞俄比亚的布斯基动手准备纸莎草，乍得的阿布杜拉负责召集造船工匠。纸莎草和造船匠应同时到达埃及，而那时，沙漠营地也应该在开罗附近修建完毕。这项工作交给了我一位很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意大利中学教师，名叫安格鲁？考里奥。罗马教育部给了他六个月时间，随同我们的国际团队一道在埃及从事语言研究。他来的时候，像一位旅行者，带着行李和摄像机，一群导游见了马上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来，有的要带他去看狮身人面像，有的要教他学骑骆驼。要想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东方环境下生活下去，他就需要一位懂得当地的法律和习俗，能够打通各种关系的联系人。前任陆军上校阿迪亚？奥萨玛正是一位理想人选。在战争期间，他的工作与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有关，因此显得颇为神秘。他彬彬有礼，善与人交往，能打通各种关系。因此，他就成了我们与当局的中间人，帮助我们获得了在苏伊士战争区当中卸下纸莎草的许可。
现在，各项工作已正式开始运转。不同语言的电报、电话和加急信件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要确保所有工作在美洲飓风天气到来之前顺利完成，整个计划就应该严格保密。至于那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候选的埃及人。等三个乍得造船匠到来之后，再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位。我正等候苏联的回音。还要去一趟美国。12月份已经过去了，1月也随即消逝，还剩三个月的时间。纸莎草目前正在塔纳湖岸边晾晒，意大利人考里奥正在开罗等候着。我与阿布杜拉暂时失去了联系，他正去博尔村接另外两个造船匠。在纽约，我见到了我在美国的联系人弗兰克？塔普林。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美国商人，积极参与和平事业，是世界联合主义者协会的活动家。该协会致力于增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和扩大联合国的影响力。知名的纽约评论家诺尔曼？科森斯是该协会的『主席』，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密友。吴丹在庄严的联合国大楼顶层接待了我们三人。
七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来自东方或西方的人，在一捆纸莎草上横渡大西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获准了使用联合国旗帜，只要我们遵守如下规则：船上所有的旗帜必须大小一致，挂在同一高度。我们可以将七面国旗挂成一排，联合国旗帜则挂在两边。吴丹秘书长向我们致以真诚的祝福。他询问我们将从哪里启航。
“我考虑从摩洛哥出发。”
“那你就必须去见见我的朋友阿米德？本希玛，他是摩洛哥驻联合国的大使，往下十五层，就在第二十三层。”
在二十三层办公的大使先生是一位高个的杰出外交家，也是摩洛哥名门后裔。他友好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坐进宽大的扶手椅里，大使平和地与我们交谈起来。
“也就是说，你们将乘着纸莎草船从我的祖国出发。”他递给我们香烟，淡淡地说道。
“谢谢，我不抽烟。”
“你们将从哪一个港口出发呢？”
“萨菲。”
“萨菲！那是我的家乡啊！为什么偏偏选中萨菲呢？”
这时他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带着一脸吃惊和好奇的表情站了起来。
“为什么是萨菲呢？”他又重复道。
“因为萨菲是直布罗陀以外，非洲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卡萨布兰卡是一个现代港口，而萨菲则从古代就声名远播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水手在被海浪卷走时，最容易被冲到萨菲来。而在萨菲港口以外，洋流和信风又会将海上的一切漂浮物冲到美国去。”
“我的父母就住在萨菲。萨菲的帕夏？是我的密友，我现在就给他写信，我哥哥是摩洛哥的外交部长，我也给他写封信。”
这样的好运几乎让我们无法相信。我们谢过了大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联合国。
我在纽约原本有一个参加航行的候选人，开始一切顺利，但由于他的妻子得知了这一秘密计划，加以阻拦，我们只得另寻他人。时间仓促，我们仅同一位新候选人共进了午餐，就匆匆搭乘飞机赶往秘鲁的利马。
几天以后，我来到了的的喀喀湖，与一群乌鲁族的印第安人一起坐在浮岛上煎鱼。整座小岛都是芦苇堆成的，当最下边一层芦苇逐渐腐烂，开始往下沉，新的芦苇就会收割上来，铺在最上面。这一带的湖面上全是这些人造的芦苇小岛，它们一个挨着一个，之间形成狭窄的水道。周围的芦苇在不断生长，无边无际。就在这样一片沼泽地上，鱼和芦苇是乌鲁族人生存的全部依靠。放眼望去，空旷的四周再没有别的景致，只有遥远的蓝天下几处白『色』的山峰。房屋和床都是芦苇做的。船也是用芦苇做的，就连船上方形的船帆也是用芦苇杆编织而成。他们做饭用的惟一的燃料也是干芦苇。腐烂掉的芦苇和从大陆上挖来的泥土混在一起，铺在浮岛上变成一块块小田地。印第安人在上面种植他们的传统食物甜薯。他们过着真正“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无论他们是走在自家的小屋里还是走在甜薯地里，他们脚下的土地都会随着他们的步伐晃动。我到这里以后，我终于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乌鲁族印第安人，同的的喀喀湖岸边的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以及乍得的布杜马人一样，在每日使用完小船后并不会把船拖上岸来晒干。而船在使用两周以后仍不会沉没。当然，芦苇的确会逐渐下沉，所以印第安人不得不在浮岛表面不断添加新的芦苇。但停靠在小岛边的芦苇船，不用添加新的芦苇也能漂浮在水面，就跟乍得湖上的小船一样。原因非常简单：南美洲的这些芦苇船同中非的一样，都是用结实的、手工制造的绳索把芦苇紧紧地绑在一起，尽量减少了芦苇之间细小的空隙。相反，埃塞俄比亚的小船只是把纸莎草松散地捆在一起，芦苇之间有很多空隙，这样就很容易吸收水分，所以容易沉。
按照计划，阿布杜拉和其他两个造船匠要在十二天后才能到达开罗。寄给他的飞机票是2月20日的，大约也就是纸莎草到达苏伊士的时间。在这十二天里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有一位朋友叫做希捷尔台勒普，是一位著名的挪威哲学家、运动员兼摄影家。我同他一道离开了乌鲁人的浮岛，去参观秘鲁北部海岸的沙漠地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南美洲最漂亮的金字塔—一座巨大而匀称的土砖建筑物。它隐藏在奇卡马峡谷的群山中，早已被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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