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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号草船-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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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乍得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们打印的合同当中发现了两段话，使得我们前面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两段话的内容是说，合同只有在博尔村的两位造船匠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如果没有医疗证明，本合同就无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张医疗证明呢？博尔村没有医生。人事部部长从劳动部叫了一位代表来研究我们的合同，他对着合同看了半天也无计可施。他们两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着合同上的白纸黑字，向我解释说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意思我很明白：没有医疗证明，劳动合同就不能生效；不离开博尔村，就无法得到医疗证明；没有劳动合同，离境就属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条。我累得筋疲力尽，狠狠地关上房门，把风扇开到最大档。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气恼地坐在床边，干脆写起日记来：“无可救『药』的笨蛋！但这样糟糕的体制并不是乍得人的错，他们友好、聪明、淳朴。非洲文化并非如此，正是我们西方人教会了他们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他们两人接来再说。我关掉了电风扇，伴着远处总统府的军号入睡了。周日到了。我去见了那位开飞机的传教士。他有的是汽油。周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飞机，飞过『政府』办公楼的屋顶，穿过热带草原、沙漠和浮岛。我们在博尔村外着陆，激起一片浪花。我们带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页的合同，还有一个空皮箱。文件上只有我们自己的签名，我们心里直打鼓。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给唬住了，他们把奥玛和穆萨从围观的人群中叫了出来。
就在当天晚上，两位心惊胆战的布杜马人和我们一起坐上了小飞机。飞机掠过茅草屋顶，再次从湖面上起飞。湖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苏丹和行政长官站在前面，注视着这两位同胞，他们即将成为勇敢的冒险家。而飞机上的两人则像秃鹫一样盯着下方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面无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为奴隶标志的烫伤印。他们曾经忍受烙铁灼烧的痛苦而毫无怨言。他们俩这次可是要出远门，但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和自制的凉鞋以外，什么也没带。我们本来预备给他们装行李的箱子仍然空着。他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见到重获自由的阿布杜拉，他们三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我在市场上给奥玛添置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浅蓝『色』的，而穆萨则一身黄『色』。穿着崭新的袍子，他们同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无比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新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叫什么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问道。
“奥玛？姆布鲁。”
“穆萨？布鲁米。”
“多大年纪？”警察又问道。
没人说话。
“奥玛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比穆萨大四岁。”
“1927年，1928年，还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奥玛胆怯地说。
于是，警察写道：“生于1929年。”
“穆萨呢？”
“1929。”穆萨迅速回答道。
“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岁。”警察说道。
“是的，但我们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萨回答道。
于是警察也为穆萨写上了“生于1929”。
护照上还得签字。奥玛很遗憾地说他只能用阿拉伯文签字。他拿起笔，坐了下来，在纸的上方幽雅地画了几道弧，于是把笔交还给警察，让他代为签名。穆萨也让警察代签。但是，要有劳动合同才能把护照办好，于是我们又去了天主教医院为他们办医疗证明。修女让穆萨把衣服脱到腰部，而穆萨却天真无邪地把长袍一直拉到肚脐上。在给奥玛做x光的时候，荧光屏上却见不到他的身躯，修女于是满腹疑『惑』地把灯打开，却发现他爬到了x光机的顶部，脑袋和双脚下垂地挂在上面。这一幕真让人忍俊不禁。苏丹要求有天花接种证明书，于是又给两人注『射』了疫苗，但证明书暂时拿不到，因为医院的表格用完了。于是我们和阿布杜拉又去了一趟打印社，但打印社非得在医院还清他们的旧账之后才愿意打印新的表格。在苏丹航空公司，职员从抽屉里发现了三张旧的天花表格，就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一名法国医生进来了。他拿着奥玛的x光照片，上面显示出奥玛的肝上长了一大块东西。结实的奥玛其实病得不轻，绝对不能再长途跋涉。但如果没有这位兄弟同行，穆萨也不愿意去，因为兄弟俩中只有奥玛懂阿拉伯语。纸莎草计划又要完蛋。
该怎么办呢？我们去找法国主治医生，他是一位慈祥的上校军医。
“原来是你呀！”
这次重逢让我们两人又惊又喜。上次见面时，他还在塔希提当军医。我们一起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让奥玛回博尔村，他就得不到任何医治。所以，我保证给他在开罗找一名大夫看病，并按医嘱给他打针吃『药』，负责把他治好。
苏丹航空公司的航班终于起飞了，奥玛和穆萨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推上了飞机，因为他们给自己找来了黄『色』和蓝『色』的眼镜来搭配各自的衣服，结果却什么都看不清了。阿布杜拉把头伸进机舱，看到了里面的装置，兴奋地大叫起来。而其他两位则对机舱惊叹不已，这比博尔村苏丹的房子还要大。我们很快飞上了云端，阿布杜拉和奥玛仔细研究着安全带和活动座位的结构原理，而穆萨则拿出了一张黄『色』的手帕，安详地擦拭着他的光头和拖鞋。空姐端来了糖果盘，他们每人都抓了一大把，一直拿在手上。看见其他人把糖果皮扔在烟灰缸里，他们又把自己的糖果全部塞进了烟灰缸。然后，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如何将糖果从狭窄的烟灰缸口里取出来。午餐时，奥玛在他的水果沙拉上加了黄油，我不禁为他的肝脏担心起来。我们很快就飞越了苏丹贫瘠干旱的边境，在下午晚些时候降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
现在他们三个可真有点管不住自己了。在博尔村没有人见过两层高的房子，而在喀土穆到处都是楼房。当阿布杜拉见到一座四层高的楼房时，他简直欣喜若狂。在这座热闹的阿拉伯城市里，一分钟不看着他们恐怕就会出麻烦。但我们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如果我带着他们去一家现代化的大宾馆，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决定带他们去一家位于阿拉伯贫民区的小型四流客栈。这是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服务台和房间位于三层，而厨房和餐厅则是在屋顶上。三个人顿时惊呆了，认为自己置身于琼楼玉宇。奥玛和穆萨两兄弟就像不会上楼梯似的，他们异常小心地抬起双脚，就好像是在攀登崎岖的山崖。我这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上楼梯。在博尔村和他们的浮岛上，所有的小屋都只有一层，地面也全都是土制的。客栈的房间全都朝里，没有窗户，只有『裸』『露』的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下面则摆着一排铁床。两兄弟从未看见过床，阿布杜拉向他们解释说这是用来睡觉的，于是两兄弟立刻趴倒在地，爬到床底下，想试试感觉。只见他们翻过身来，展开四肢，直直地躺着，鼻子都顶到了床底的弹簧。阿布杜拉笑弯了腰，却憋着不敢出声，招手让他们出来，免得吓坏了女店主。女店主掀开床垫，吃惊地朝床下张望，以为他们在找什么东西。上了屋顶，我们被安排在一张小桌子旁，每个人身前都放着一把叉子和一个盘子，盘子上面已经装好了大块的肉、西红柿、土豆、韭葱和青豆。三个人又开始惊奇于叉子的功能。我正要用叉子去叉盘中一块肉时，另一只叉子却突然抢了先，我的肉被放进了奥玛的嘴里。我正打算去叉另一块肉时，阿布杜拉的叉子已经戳进去了。我只得去吃土豆，以免再起纷争。这时，我打量了一下，只见几把刀叉正在桌子上面来回翻飞，可谓刀光剑影，三个人抢得不可开交。他们开始用手从中间的公共餐盘里抓东西吃，有了叉子，盘子即使不放在中间，大家也都能够得到。
上床睡觉时，我不禁有点饥肠辘辘。客栈里惟一的浴室又引起了一阵惊呼与赞叹。阿布杜拉想要一些苏丹的货币，以防夜间突然有女士敲门。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他叫醒了。他说，听说世界各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确定我和飞行员已经就飞往埃及的时间达成一致，这样以免飞行员抛下我们离开苏丹了。
在飞机场我们又遇到了大麻烦。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三个乍得人没有埃及护照，但是在卫生部门检查文件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新近注『射』的黄热病疫苗要过一周才会生效。他们已经在卫生部门的眼皮底下溜进了苏丹，现在他们不能再这么偷偷地溜出去，要等到疫苗生效以后才能放行。不管我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我只身一人进了飞机场，发现机场的栅栏敞着一条大缝。目光敏锐的阿布杜拉注意到了我的手势，于是带着其他两人离开了人群，摆脱卫生检查官员，偷偷溜了进来。他们身上那白『色』、蓝『色』和黄『色』的袍子还真有点显眼。最后我们四个全都上了飞机。奥玛和穆萨礼貌地坐了下来，像老练的国际旅客一样扣上了安全带，朝漂亮的黑人空姐微微一笑，每人从她的糖果盘里拿了一块糖。
开罗。飞机的旋梯下，欢迎团已经在此等候我们了，满面微笑的挪威大使站在最前面。旅游部的代表招呼着我们走出了机场，再没有人询问我们关于签证或黄热病的问题。大使的司机穿着幽雅的制服，向穆萨、奥玛和阿布杜拉鞠躬致意，而他们三人则把长袍提到大腿上，好不容易钻进了大使宽敞的轿车里。每当轿车经过一座桥、一条地道和一座公寓楼，后座上的三人都会发出高兴的欢呼声和虔诚的赞叹声。清真寺一座接着一座，城里到处都是清真寺，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了。当他们看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耸入云，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穆萨开始有些晕了。奥玛直直地坐在那里，偷偷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就惊得直翻眼白。而阿布杜拉还是照例伸着光头，睁着眼、张着嘴，贪婪地看着窗外，从汽车的样式、霓虹灯广告，到各『色』各样的行人，一样都不愿错过。
“那是什么？”阿布杜拉问。
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现代化的城市，开始在吉萨平原上奔驰。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想看看他的反应而已。其他两人都快睡着了，但阿布杜拉还一直痴痴地望着前方，眼睛和嘴巴张得越来越大。
“那是金字塔，阿布杜拉。”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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