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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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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祁门危机
徽州被攻陷后,兵分三路的十几万太平军长驱直入,直扑祁门大营,祁门因此断了粮草,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只有两千多名守兵守卫祁门,另有一万多官兵都是打了败仗而退下来的,加上那些文职官员平日里擅于纸上谈兵,遇到事情时胆子却小得和老鼠一样,因此,整个祁门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景象。加上祁门原本就非常窄小,忽然间积聚了好几万人,日常用品自然是供不应求。当时,有许多文职官员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家当都收拾好,随时准备逃命。曾国藩身边的幕僚也力劝他尽快从祁门撤退出去,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两江总督又怎能从战场上逃走呢?因此,他心中对李元度徽州失守一事感到无比愤恨。却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他在祁门被围时所写的一些家信和日记中就表明了这一点。如八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得知徽州之战失败以后第三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日下所最怕者,贼从婺源窜乐平、景镇,断祁门之后路,蹂躏江省腹地也。希公来此,专为保祁门老营。因老营仅朱、唐三千人,内有千七百人未见过仗,故止须二三营。”他在九月初一日所写的信中又说:“其次,所虑者,败兵二万人拥塞祁门,满坑满谷,所在抢掠,油盐百物,皆无可买。”
当时祁门的形势已经处在危急时刻,因为祁门除了有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赖以防卫之外,已经没有其它的屏障了。此两岭离县城极近,如果这两个地方被攻破,那么祁门也就守不住了。曾国藩在总督衙门,经常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榉根岭和羊栈岭上传来的枪炮声。太平军的救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部队完全挡在外围,因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部队依靠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所以太平军一时之间,还不能把这个地方攻下来。
到了十月份,祁门的形势更坏了,榉根岭和羊栈岭将要不保。曾国藩实在坐卧不安,便亲自跑到前线去督军作战。
然而,也许是曾国藩注定不该因此而丧命,正当曾国藩将所有的部下都打发走,准备太平军攻陷祁门的时,便以自杀谢天下之时,以鲍超、张运兰二人为首的湘军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军,把太平军从羊栈岭赶了出去。曾国藩能够在此起死回生,实在是出人意外。
第三部分:官场失意绝情报复
李元度从徽州败走后,觉得没有脸面再去找曾国藩,因此,二十多天以来一直在浙赣边界徘徊,直到九月十七日才去祁门拜见曾国藩。但在与曾国藩谈到他之所以会在徽州一战失败的时候,曾国藩觉得李元度根本未从战斗中吸取教训,就决意向咸丰皇帝弹劾李元度。
朝廷在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皇帝于十月十一日就批了回谕,命令将李元度革除原有职务并对其进行审问。
关于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幕僚们一致反对。
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
其原因并非是为国为君,也不是公报私仇,而是另有其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失去了保卫的屏障,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被困在祁门之中有好几个月,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已经不可能再实施了,连自己也总是担心一朝性命不保。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向咸丰帝呈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之中所隐含的意义,曾国藩自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曾国藩置上下官员的议论于不顾,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才使李元度落得个革职拿问的下场,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全都归罪于李元度,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以此来代替自己因为“筹画未密”所犯的过错,曲折地表达自己不满于清廷的情绪。
本来,成功与失败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毅然决然地把军队驻扎在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说祁门并非久留之地,应该算是失败惨重。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都转换了口气,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岁星也会到这里来。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于是就作了一首绝句:
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
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虽然自己晓得世态炎凉,却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头上的岁星夺去了。
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李元度的惩罚,而是接二连三地弹劾,毁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从曾国藩的官场经历来看,如果是官场中他可以轻易除掉的对头,他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弹劾;如果他自己认为他的对头难以动摇,则厚颜卑辞、千方百计地巴结;对于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尽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至于对自己的朋友,他总是尽量地给予好处。然而,对李元度却是一个意外,他能狠下心来加以参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吧!
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就此而丧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将功赎罪的机会。早在曾国藩奔父丧时,李元度与后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之间就往来密切,而王有龄则与曾国藩存在很深的隔阂,因为湘军不属朝廷编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筹军饷。曾国藩在江西时,向王有龄要军饷,王有龄却没有答应他;后来因浙江军事危急,王有龄向曾国藩讨救兵,曾国藩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两人间积怨不断。李元度与王有龄有联系,更增加了曾国藩对他的误解。后来,曾国藩复出,李元度也就对曾国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败,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结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门户。他在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号称安越军,到浙江投靠王有龄去了。李元度的改换门庭,使曾国藩对他更为恼怒。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助湖北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使他重新担任按察使的职务;接着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赐给了他布政使头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同左宗棠部会合,把常山等地从太平军手里夺了回来。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着担任了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云,本来与曾国藩没有任何的关联,却使曾国藩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李元度的这一系列功劳,都是在离开曾国藩之后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会越多地证明李元度并非是因为无能导致徽州之败的,而是曾国藩调度无方。正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曾国藩对李元度接二连三地报复,现在我们从曾李二人交往的历史来看,曾国藩是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终含屈受冤,郁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觉得徽州之败,他确实无颜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始终不能对此释怀,在此种情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此抑郁终生?或向曾国藩表明全是因为自己无能才导致战场失利?
当然李元度组成安越军,以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作为一名大丈夫所应该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国藩却是一个权势熏天、心胸狭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艺却无法施展。虽然如此,从晚年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看,因为李元度并非斤斤计较之人,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经写了一首诗,步曾国藩的韵脚:“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中屡屡受挫,完全是自己的报应。而在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在祭文中还曾经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贵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官职。与晚于他的李鸿章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在此我们也只能对之惋惜而已。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1)
安庆是处于长江之滨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南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南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在湘军历史上,攻下安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同时也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1859年4月(咸丰九年三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犯。这时武昌城内,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见太平军业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因此长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病,时常吐血。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的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于八月廿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曾国藩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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