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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鸾本来认严嵩为义父，两人狼狈为奸。但自从受到宠信，总督京营后，权力与严嵩不相上下，不免傲慢起来，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两人渐渐交恶。当时陆炳掌管锦衣卫，也和仇鸾争宠，严、陆二人便又勾结起来，设法搬倒仇鸾。陆炳秘密查访到仇鸾的许多奸邪之事，害怕没有证据，没敢上报。仇鸾的亲信时义、侯荣、姚江等人以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指挥等职务，见仇鸾身死，知道他身前之事必将败露，便逃向居庸关，准备投靠俺答，结果被明军拿获。陆炳将此事抓个正着，尽发仇鸾前后通敌纳贿等种种情状，嘉靖皇帝怒不可遏，下令将他的父母妻子全部斩首，亲党戍边，抄没其家。对仇鸾，则剖棺戮尸，枭首示众，这位大将军最终也没落下一个全尸。
　　仇鸾的大将军府今在麒麟胡同，胡同口原立有铜牌一块。　（杨艳秋）　

　　北京宣武区达智桥有座松筠庵，是个极不寻常的地方。它在明朝时候，是以弹劾奸臣严嵩英勇就义闻名于世的杨继盛的宅第。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气凛然的杨继盛留下了他那感人肺腑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与后人补”，毅然地走向了刑场。当时北京街头的百姓们无不为之掩面痛哭。
　　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今河北省容城县）。他幼年家贫，七岁丧母，放牛为生，后苦学成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在北京考取进士，朝廷命他做了南京吏部主事，吏部相当人事部，主事是司官，有就是今天司局级中最低一级的官员。可是南京官又与北京官不同，明朝有南北两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仍保留一套中央机构，但是毕竟皇帝不在南京，那里机构的官职大都是闲散的，没有多少实权。两年后，他被调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留下了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人生足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时严嵩执政，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侵吞军饷，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因为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世宗急忙任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而仇鸾的官职就是靠贿赂严嵩而得。
　　身为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狼狈为奸，不但不举兵抵抗外侮，而且极力主张卑躬乞和。仇鸾贪生怕死，秉承严嵩意图，不让手下出兵，竟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焚掠了十几日满载而去，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面对内奸外侮，杨继盛怒不可遏，他奋笔疾书，上疏鲜明地斥责蒙古贵族在北京城下杀烧抢掠的罪行，指出没有报仇雪耻就议和有辱国体，提出对无条件开马市的“十不可”和“五谬”，陈述自己的爱国之心，请求朝廷举兵抗敌。不想对于开马市与蒙古鞑靼部贸易之事，明世宗已经颁下圣旨，以皇帝之尊，岂能收回成命？何况世宗一向刚愎自用。他以杨继盛有意阻挠边计，动摇人心为名，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把杨继盛贬到边远的陕西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小官。
　　杨继盛在狄道的时间虽短，可是他在那里访民疾苦，均平赋役、开办学校，兴修水利，这位好官受到当地人们爱戴，在他调走时，千余人哭泣着送他到百里之外。
　　不久，仇鸾的罪行暴露被杀，杨继盛被调回了北京。这次严嵩想用提拔的手段拉拢他，提升杨继盛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是负责管理军官选拔、升调、世袭、功赏等人事事务的机构。而员外郎是一个从五品官员，是个中级官员。
　　调回北京城的杨继盛，看到皇帝昏庸、奸臣弄权；　忧国忧民的他感到“严嵩不除，国无宁日”，于是下决心要揭露奸臣严嵩的所作所为，当时他的儿子劝他：“这样做就象是鸡蛋去碰石头，请父亲大人再考虑考虑”。杨继盛生气地说：“为臣尽忠，我只知道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不是我所考虑的！”　可见他忠贞为国，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他将严嵩指为“天下之第一大贼”，首先弹劾严嵩以丞相自居，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指的是明太祖废丞相以后，曾经下令明朝永不再设丞相之职，可是严嵩身为内阁大学士，以丞相自居，就是破坏了祖宗定下的规矩。其次，指责严嵩伺皇帝喜怒而得以放恣行为，窃取君主大权；接下去，杨继盛痛斥严嵩大肆索贿受贿；　卖官鬻爵；　引用奸臣，结党营私，祸国殃民，败坏风俗，还有让其子严世藩代行票拟，纵容严世藩窃取权柄等等罪状。票拟是明朝内阁大学士先写在小票上，贴于奏疏，进呈皇帝批准，代皇帝拟写批答大臣章奏，处理国家事务的制度。要求皇帝惩治奸臣。当时正是严嵩权倾朝野之时，奏疏一上，杨继盛被下了监狱，这已是他第二次被投入狱中了。　

　　入狱以后，面对即将遭受的酷刑，杨继盛拒绝了友人送来的可以消炎止疼、减轻痛苦的蚺蛇胆；　他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胆”。于是凛然受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由于遭受残酷的杖刑；　他的伤口之处已经大面积腐烂；　里面的筋骨都露了出来。这位铁铮铮的汉子，苏醒后自己动手用茶碗碎片割去腐肉，拉断残筋。见到这幅情景的狱卒，手中的灯笼不禁险些落地。就这样，他依靠一身正气，铮铮铁骨，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即使如此，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严嵩仍不能让他活下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在狱中三年，最后严嵩把他的名字偷偷添加在死刑犯名单的后面，终被惨遭杀害于西市，即现在的西四。年仅40岁。杨妻张氏也是一个忠烈之人，她曾上疏请求替死而没有获准，就在杨继盛就义的当天，她自缢而死。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在刑部大狱中，杨继盛曾写下诗篇《小雪》：“破空不奈西风冷，况复萧条一敝裘。疏雪飘残忧国泪，寒更敲碎贯城愁。悲歌劳忧惭燕士，坐卧浑忘是楚囚。四海寻家何处是，此身死外更无求。”身陷牢狱的他，面对残破牢房飘进来的雪花，听着寒冷冬夜中的破碎更声，他感到似乎北京城都充满了忧国愁思，从而抒发了忠贞爱国、视死如归的一片赤子之情。
　　在松筠庵，存有杨继盛的手书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也就是杨继盛就义的那一年由他书写，后来刻石存世的。英气逼人的词句，雄劲有力的书法，读之令人肃然起敬。杨继盛手书遗嘱的刻石也在那里，这份遗嘱是在狱中写成，其中饱含了他对亲人的无限温情，从千叮万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铮铮铁骨转换成的百尺柔肠。遗嘱原稿现在已经首批刊登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杨继盛在他的北京宅第中，前后居住不到一年时间，还没有在北京监狱中住的时间长，他当时关押在刑部大牢，明朝刑部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建在宣武街西，因为官署所在那里称刑部街，也就是西单牌楼一带。杨继盛被害后，人们在他的故宅建立了祠庙，春秋祭祀，再后来就成了松筠庵。后人在故居西南角建造了一座小亭，把杨继盛手书联语、手书遗嘱等刻石嵌在亭内壁上，此亭称为“谏草亭”。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还把守护城池的城隍神与杨继盛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上盛传杨继盛就是都城隍神。就这样，杨继盛从人到神，永远活在京城百姓的心中。
　　说起来在杨继盛就义后的几百年里，松筠庵发生过许多故事。但是其中最著名的，还是300多年后，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集合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事件，也在此地发生。古代科举由官家车马递送，“公车”成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所以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廷欲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当时正值科举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集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北京会试，得知消息，极为愤慨。于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力言不可割让台湾。但是最终条约还是签订了。此后，据说有13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谏草亭集会，康有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主张变法强国，并连夜起草了14000多字的上书，由全体举人传阅签字，并由松筠庵集队出发上呈。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梁后超等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印发全国，影响颇大。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杨继盛视死如归疾书弹劾严嵩疏，慷慨就义；300年后的松筠庵，十八省举人在康有为愤笔急草的拒签丧权辱国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上书上签名，群情激昂；历史在这里凝固，却又在这里流动，凝固的是一脉相传的士子爱国赤子之心，流动的是汹涌澎湃的士子忧国忧民之情。信矣！浩气长存人世间。　（万明）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这是明代崇祯年间刘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内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北京西城内的灵济宫。灵济宫为一道观，在北京西城内，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阙真人和金阙真人。然而，在明后期历史中，灵济宫的声名，不是因为道教的宫宇而著称，而是因为一位名叫徐阶的政治家在这里讲学而著称。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当时，推动此次讲会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学者罗汝芳，而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阶是遥控此次讲会的盟主。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晚年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称徐阶为徐华亭。根据徐阶的老师聂豹的说法，徐阶的号由“少湖”改为“存斋”，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湖是以地为名，表达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潜心于学问了。”当然，徐阶潜心穷研的学问，也就是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徐阶一辈子都孜孜不倦地为宣扬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而努力，尽管他本人没有跟王守仁学习。不过，当徐阶还是一名县学员的时候，就受到了当时任华亭县知县的聂豹的影响，后来，又从王守仁的弟子欧阳德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良知”